2月1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的墨尔本市召开了2020年总统竞选的第一次集会活动，在9000名支持者面前为自己当选以来的所作所为进行辩护。此次演讲中，特朗普讲到最新的移民禁令政策时说：“我们需要让我们的国家保持安全。你们看看现在德国正在发生什么，看看昨晚瑞典发生了什么。谁会相信！瑞典！他们接纳了大量（的难民）。他们现在有着之前想象不到的问题。”

此言一出，立刻引爆美国和瑞典的舆论——因为2月17日，瑞典并未发生任何公共安全事件。瑞典大使馆立刻向白宫致函，询问特朗普所指事件究竟是什么，前瑞典首相卡尔·比尔特更在社交网站推特上讥讽道：“瑞典？恐怖袭击？他吸了什么药？疑点重重。”瑞典国王也在采访中对此事进行表态，称媒体需要认真审视消息来源。次日，特朗普的推特账号进行辩解称，关于瑞典的言论指的是福克斯新闻电视台前一天晚上有关瑞典移民犯罪问题的报道。

欧洲难民问题自2015年被推上风口浪尖之后并未淡出公众视野，而特朗普的发言充分勾勒出了最近一年来围绕难民问题公共讨论中的问题——虚假信息和非理性恐惧。不可否认的是，接纳难民的国家承担了额外的责任与风险，但所有参与这一公共讨论的人有义务秉着严谨的事实证据理性评估，而非对虚假信息所营造的恐惧心理趋之若鹜。

移民造成犯罪率飙升？

此事看似一场闹剧，背后却埋藏着欧洲难民问题的核心政治冲突。

瑞典开始大量接收难民之后，反对之声不绝于耳。大量涌入的难民导致政府用于重新安置难民的资源短缺，因此不得不在2015年末开始收缩难民政策，增长准入等待时间，提高准入门槛。但这些改革并没有及时缓解难民所带来的社会和政治焦虑。

从2015年开始，原本被标榜为“世界上最好的国度”的瑞典被一些右翼媒体刻画成一个犯罪行为泛滥、警察对难民犯罪不管不顾、政府刻意隐瞒难民罪行的国家。有关瑞典警方对55个“危险区”失去控制的消息广泛流传，前英国独立党领袖法拉奇甚至宣称，瑞典第三大城市马尔默已成为欧洲的“强奸首都”。

如果拨开耸人听闻的报道，仔细检视瑞典的犯罪率和其他统计数据，情况虽然尚不明朗，似乎并非上面所描绘的那般可怖。根据瑞典国家犯罪预防理事会的统计，2015年警察接到报案的强奸案数为5918起，比2011年来每年的发生率都要低，比2014年的6697起大幅下降，性侵案件总数也从2014年的20326起下降到18057起。此外，瑞典的各类暴力及财产犯罪的报案率均基本与往年水平持平。

值得一提的是，近几年来瑞典在整个欧洲的强奸发案率确实是最高的，这是因为瑞典的法律从2005年开始要求警方将同一受害者所遭受的每次性侵都单独计入案件总数，并且对“强奸”的定义进行了拓展。一向推崇性别平等的瑞典向来鼓励强奸受害者报案，警方在处理强奸案方式上也不断改进，因此受害者的报案意愿可以说一直较高。

瑞典国家犯罪预防理事会统计的犯罪被害者调查中，2015年在11900名被调查者中共有13.3%遭到不同程度的人身犯罪侵害，虽然比2014年的11.3%高，但与2005年的数据基本持平。其中，遭到性侵犯的人数所占比例为1.7%，是2005年以来最高，比2013年的1.3%和2014年的1.0%都要高出不少。同时，2015年瑞典遭遇恐吓、骚扰、欺诈、抢劫、自行车盗窃、入室盗窃的受害者人数比起2014年均有0.1%-0.9%不等的小幅度上升，但基本与2013年水平持平。

而根据瑞典移民管理局的统计，瑞典于2013、2014和2015年接纳的难民人数分别为54259、81301和162877名。而据联合国难民署统计，截至2015年底，在瑞典寻求庇护的各类人士（包括避难申请尚未获批准的难民）共357628名，占瑞典总人口的3.6%。可以看出，瑞典2015年以前开放的难民政策吸引了大量难民，他们的到来与犯罪率的关联并不明确。各类犯罪受害者的小幅增长似乎令人警觉，但报案率并未出现明显上涨。2016年的犯罪统计数据出现之前，很难从统计学上对瑞典整体的犯罪率变化趋势进行判断。

究竟谁在伪造数据？

充斥在互联网上的大量难民犯罪事件，仅仅算是轶事证据，而在人口980万的瑞典，警察每年要处理100多万起案件，这当中受到公众瞩目的犯罪报道永远是极少数。

根据瑞典《每日新闻报》的一项调查，2015年10月15日至2016年1月底，瑞典警察共应要求出警537466次，其中约5000次是为了处理难民营相关的案件，也就是1%左右。如果这项调查结果属实，意味占瑞典人口1.6%（至少15万人尚未获得避难批准）的合法难民犯罪率要低于其在瑞典所占的人口比重。而这5000起案件，远远超过各类媒体所报道的难民犯罪数量总和。而德国之声和德国《世界报》此前均发表多个调查称，接纳大量难民对德国犯罪率并未造成影响。

那么，这些数据的背后，是否是欧洲左翼媒体与政府联手对难民犯罪进行的隐瞒行动所导致的呢？许多评论家指出，德国警方和媒体在2015年跨年夜大规模性侵事件发生后对这些由难民造成的案件进行了冷处理。1月1日案发后，直到1月5日才有国家级别的新闻媒体陆续对此事进行报道。德国电视二台在遭到批评后公开承认，他们虽然案发后知晓这一事件，但由于移民问题的敏感性而暂缓了报道。在这之后，曾被二战时期纳粹党在内的各界人士广泛运用的“撒谎的媒体”这一单词再次在德国的公开讨论中频繁出现。

根据《世界报》的后续报道，科隆警方最初的报告中似乎故意降低了逮捕人数。一些批评者在论及欧洲的“政治正确”对难民犯罪的掩盖时，经常以英国“罗瑟汉姆性侵案”作为证据。1997年到2013年，罗瑟汉姆这个人口仅25万的城镇，出现了多达1400名的少女性侵受害者，其中不少不但遭到绑架、虐待和强奸，还被贩卖到地下妓院被迫卖淫。事后调查表明，这些系统性犯案的犯人大多是巴基斯坦出身的英国亚裔。据英国《泰晤士报》2012年9月披露，当地政府对这些系统性的犯罪网络不但不作为，还多次拒绝承认其存在，立刻在英国引起轩然大波。此后的调查显示，地方政府不作为的动机有一部分是考虑到犯人的种族可能会助长国内的种族歧视气焰。多位英国国会议员和全国人民立刻发难，罗瑟汉姆自治镇委员会长罗杰·斯通以及多位相关部门的政府官员随即道歉辞职。在那之后，警方确认了300余名犯罪嫌疑人，并对多人进行了逮捕，目前部分案件仍在审理阶段。

可以肯定的是，欧洲个别地方政府和媒体因为害怕报道移民和难民犯罪会为种族歧视者提供弹药，而对一些犯罪事件进行冷处理。但目前被报道出来的个案，都在舆论压力下受到有关部门的迅速处理，最关键的难民犯罪率统计并未被反对者们证伪。

2017年2月6日，德国南部维尔茨堡的一家地区法院，叙利亚难民阿纳斯·莫大马尼（左）和他的律师正在出庭中。莫大马尼将社交网站Facebook告上法庭，理由为后者传播有损前者名誉的假新闻。此前，Facebook曾因用户利用其平台散播虚假新闻和仇恨言论而受到德国政府部门的约谈，该公司曾于2015年12月承诺，在24小时内检查和删除在德国网站上传播的任何煽动仇恨的评论。

与此同时，一些右翼媒体所拿出来的轶事证据反而是伪造的。比如特朗普在2月17日晚收看的福克斯新闻节目中，主持人塔克·卡森采访了阿米·霍罗威茨，一位居住在纽约的纪录片制片人。霍罗威茨在采访中展示了有关瑞典移民犯罪问题的新纪录片，着重强调难民在瑞典的犯罪行为不断上升，同时对瑞典人民对难民的欢迎态度表示困惑。特朗普的言论出现后，瑞典多家媒体均对此事进行了调查。采访中发现，两位出现在纪录片中的警察的发言被断章取义地剪辑——制片方用与难民无关的问题诱导警察说出特定答案，再把提出难民相关问题的视频片段放在这些答案前面，制造出警察对难民犯罪问题头痛不已的假象。两位参与拍摄这部纪录片的摄影师也表示，他们拍摄的片段与纪录片中展现的视频不吻合。霍罗威茨本人对此表示否定，但拒绝提供影片的原始素材。

无独有偶，福克斯新闻并未从此事中吸取教训，而在2月25日的节目中采访了一名“瑞典国防及国家安全顾问”。此人对瑞典的犯罪问题的严重性发表了长篇大论，然而他非但与瑞典政府没有任何联系，反而在弗吉尼亚州因触犯刑法而被法院多次定罪。

哪些才是移民带来的问题？

欧洲左翼们对“歧视难民”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由于接纳难民劳民伤财、不少民众对来自中东的一些穆斯林价值观有抵触心理，再加上政治当权者对难民采取欢迎态度，并在短时间内接纳了大量难民，不少人选择用暴力手段表达对难民的不满。据德国官方统计，2016年发生了3500起针对难民的暴力犯罪，几乎每天发生10起。同时，在对这些难民制造恐袭的刺激下，使得有关难民的假新闻销路甚广。

曾因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合影自拍而在网上风靡一时的叙利亚难民阿纳斯·莫大马尼，2月6日将Facebook告上法庭，理由是Facebook在接到投诉后未能及时将损害他利益的谣言内容撤下。原来，在他与默克尔的那张象征着德国人民与难民之间友好的照片走红后，每当有中东背景的犯人犯罪，或是欧洲发生恐怖袭击，就有人将他的脸通过图像处理手段贴到事发现场或疑犯的照片上，称他是凶手。这导致数十万的用户一次又一次地惊呼“与默克尔合影的难民原来是个恐怖分子/强奸犯”。这些谣言对莫大马尼的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虽然Facebook从2016年12月开始处理谣言，并建立了谣言审核机制，但过去发生的一些侵害已不可逆。

人们除了应该对欧洲难民问题保持理性之外，还须清醒地认识到，哪些是难民所真正带来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展开建设性的讨论。与美国不同，欧洲的团伙犯罪在大量接纳难民之前主要以亚洲移民为首，上文提到的英国罗瑟汉姆案就是一个例子。 根据南加州大学的马尔科姆·克莱恩等人在欧洲犯罪学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早在2006年以前，欧洲团伙犯罪中的阿尔及利亚人、摩洛哥人、土耳其人、印度人、巴基斯坦人、牙买加人和阿尔巴尼亚人就较常见。来自这些地区的移民中，不少人较容易被欧洲人误认为是难民。与美国的黑人与西班牙裔社区一样，欧洲的亚裔移民社区也面临着高失业率、贫困和与其他社区隔阂较大等民生问题。

特朗普发言过后仅两天，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移民聚居的云客比地区发生了一起数十人规模的暴乱，这说明难民问题确实带来了一些已知的问题。

除了占用政府资源之外，难民聚居地的社会融合进展十分缓慢。大多数难民的安置点都是移民聚居的地区，失业率和学生退学率均属于全国最高水平，在这样的社区内犯罪率往往较高，并会因团伙犯罪对年轻人的影响产生恶性循环。很多对在异国他乡的生活越来越不满的难民年轻人，感到受主流社会的排挤，自身又无力摆脱困境，容易被极端伊斯兰“圣战主义”的招募者劝诱。根据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目前有至少300名年轻人离开哥德堡加入“伊斯兰国”，使得位于瑞典西南部海岸的港口城市哥德堡成为欧洲生产“圣战主义”恐怖分子最多的城市。这300多人中有140余人现已出于种种原因返回哥德堡，而瑞典似乎并未对这些人群采取额外的防范措施。这或许是因为瑞典七年前发生的上一次恐怖袭击并未造成袭击者外的任何死亡。

此外，接纳难民对国家也并非毫无益处。根据瑞典公共就职署的研究，人口负增长率较高的瑞典十分需要接纳移民，每年需要至少64000名16至64岁的移民对人力资源进行补充。难民中也包含在原本社会里技能水平较高的劳动者以及各行各业的人才，这些人从资质上来说与传统移民的分别并不大。同时，与其他欧洲国家一样，瑞典对难民入境有着严谨的审核程序，除了面试之外还与联合国和国际反恐组织联手进行背景调查，这大大降低了恐怖分子混在难民中入境的可能性。

当下最令人担忧的是，穆斯林难民入境后由于安置情况不顺利，外加在整体社会中遭到孤立等因素而演变成极端“圣战主义”分子。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开诚布公地讨论如何建设一个更加合理的多元文化社会、以及接纳难民的速度是否应当放缓，是必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