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内地多位知名企业家、学者、官方部门卷入一场罕见的企业税负大争论，这进一步加大了各方对于“中国制造”的焦虑。

2016年10月，中国最大的汽车玻璃制造商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在美国俄亥俄州投资6亿美元建成的工厂投产。这座工厂是世界上制造汽车玻璃最大的单体工厂，雇佣当地工人2000多名。有人预计，全部投产后，美国每四辆汽车就有一辆配有福耀生产的玻璃。

曹德旺最近对媒体表示，“中国实体经济的成本，除了人便宜，什么都比美国贵”，“综合税负比美国高35%”，他计算后发现在美国投资设厂的盈利比在中国多百分之十几。

舆论纷纷惊呼“曹德旺跑了”、“别让曹德旺跑了”。

《税收基本法》起草小组成员、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李炜光在其最新的调研成果中提出“死亡税率”的观点，进一步推高了舆论对内地企业税负的关注热度。

李炜光提出，内地企业的实际税费负担率接近40%，大部分企业利润率不到10%。美国以企业所得税为主，有利润才征税，没利润就不征税。中国以增值税为主，不管企业是否盈利都需缴税。这种税负如果企业老老实实缴纳，基本意味着死亡，他认为这是当前内地经济持续低迷的真实原因之一。

与此同时，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宣称实施大减税，以促进资本与制造业回流美国，拟将企业所得税率由35%下降到15%，并威胁将对把工厂迁往他国的美国企业征收35%的关税。

特朗普的策略似乎已经开始奏效。国际知名投资人、日本软银集团创始人孙正义向其承诺，未来四年将在美国投资500亿美元，集中于物联网、人工智能、深度学习和机器人等领域，并创造5万个工作岗位。

孙正义向媒体“秀”出的文件赫然出现“富士康”（foxconn），并显示富士康将在美国投资70亿美元，创造5万个就业机会。富士康是美国苹果公司最大的代工企业，生产线基本在中国内地。

特朗普新政令世界各国陷入焦虑，不管结局如何，一场以减税负为核心的全球资本争夺战已箭在弦上。

中国企业税负重不重？

“中国的宏观税负，从1995年的16.6%，一路上升到2000年的21%，2005年的26%，2010年36%，2015年36.9%。中国以间接税为主，税收收入主要来自企业，美国则以直接税为主，税收收入主要来自个人。中国企业承担了90%以上的各种税费，负担无疑是很重的。”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接受《凤凰周刊》采访时认为，相关部门的论证略显苍白。“降成本确实涉及多个方面，但最可能减的就是政府税费，政策一改就能减,而且政府要率先垂范。经济下行，还继续这样收，就把企业收死了。银行、电力、交通等是强势，但财税也是强势部门。”

在双方论争之外，也有观点认为，一方面内地减税降负确实还未能达到预期，企业“获得感”不强,另一方面，对于内地税收的认识也有一些偏颇。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冯俏彬就持这种观点。她告诉本刊，在内地，宏观税负又分成小、中、大三个口径，其分子分别对应税收收入、财政收入、政府收入。税收收入＝当年全部税收；财政收入＝税收收入＋非税收入；政府收入＝税收收入＋非税收入＋政府性基金＋社会保障费＋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土地出让金。

由于税收收入、财政收入历年均有公开统计数据，因此争议不大。以2015年为例，小口径宏观税负为18.45%，中口径为22.51%。仅就这两个数字，业内公认，无论与发达经济体相比，还是与发展中经济体相比，都是不高的。

但是，如果以政府收入计算，冯俏彬测算的2015年宏观税负就高达36%左右。2013年世界各国平均水平为38.4%，发达国家为42.8%，发展中国家为33.4%。

“究其原因，主要是政府收入的多元化所致，在税收之外的各类费、基金、社保缴费、住房公积金乃至土地出让金、国有企业收入等占比过大。2015年全部政府收入共计24.48万亿元，其中税收仅为12.49万亿元，占51%；而税外收入却占到49%。”

冯俏彬强调，更关键的疑团是“到底谁在承担税负？”她认为，税率不等于税负，税率有名义和实际税率之分，地方为了招商引资，对企业有税收优惠。还有转嫁因素，表面上，中国的税收负担主要由企业承担，其实似是而非，因为流转税可以转嫁给消费者。

在内地现行税制结构中，流转税是大头，占比为65%左右。由于流转税附着于商品或劳务的销售过程中征收，就会导致一方面企业是纳税人，貌似企业承担了90%的税收，但是企业可以将税收加入价格之中，向下游转嫁，真正承担的是消费者。与此同理的还有各类非税、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等。

冯俏彬测算发现，在大口径宏观税负中，居民与企业承担的比例大约是6:4。

全国政协委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张连起长期关注中国企业税负与成本问题。他告诉《凤凰周刊》，税收之外的不规范收费，才是带给企业最大痛苦的负担。“有些地方的收费项目五花八门。我曾作过一个统计，房地产行业相关收费就达97种。不少企业分不清楚，会把这些费统统当成税。”

2012年至2015年，中国非税收入年均增长18%，而同期税收年均增长7.5%。

至于“中国税负比美国高35%”，张连起认为把土地成本、能源成本、“五险一金”等计入税负，从投资经营的角度无可厚非，但从会计角度看，是错把“冯京”当“马凉”。

全球减税大战开打

治国”的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和当选后都宣称将施行“里根以来最大规模减税”。

在企业所得税方面，特朗普准备将税率由35%降至15%，并对美国企业海外利润一次性征税10%，所得用于投资经济困难的州，将跨国公司海外收入的税率降为8.75%，并威胁对将工厂迁往他国的美国企业征收35%关税。

在个人所得税方面，特朗普计划由目前的七档简化为12%、25%和33%三档，这意味着最高税率将由39.6%降至33%。个人所得税扣除限额的标准从6300美元提高至15000美元。

特朗普还要通过税率优惠来争取私营贷款，从而展开为期10年的1万亿美元的基建投资。

这些减税和简化税法措施，并配套贸易改革、宽松法规和减轻美国能源限制等，目标是吸引全球资本与产业就业回流，“使得美国GDP增速达到4%、产生2500万个新工作。”

特朗普新政尚未实施，似乎就已奏效。比如，原本已打算把工厂迁移到墨西哥的美国开利空调公司已成功被“劝服”。孙正义与特朗普会面后也承诺，将在美国投资500亿美元，创造5万个新工作岗位。台湾鸿海集团（富士康母公司）表示，正初步评估美国潜在投资机会，尚未定案，会继续与美方相关单位直接讨论。特朗普竞选期间常常抨击苹果公司，声称会让其“在美国制造他们那些该死的电脑和零零碎碎”。

事实上，全球新一轮资本争夺大战已经扣动扳机。德、法政府等接连发声，难以接受美国如此大规模的减税举措。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此前宣称，到2020年将企业所得税下调至17%，实现在二十国集团(G20)中最低的企业税率，促进企业创新。最近又宣布把所得税进一步减至15%。

由于美国跨国公司为躲避纳税，在海外低税率地区囤积了海量利润，比如，欧盟近期就责令爱尔兰追回苹果十年期间的逾145亿美元未交纳税款。仅海外利润回流一项，特朗普的减税政策就可能使部分国家金融系统难以坚持。

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曾公开表示，对特朗普减税不可小视。

他回顾上世纪70、80年代，日本经济和苏联军事对美国构成双重挤压。但是里根总统通过两次大规模减税等措施，90年代美国的IT科技获得重大突破，一举与日本、苏联等形成数量级的代差。

“现在很可能重演历史，资本回流美国，不会去生产鞋袜，而是在美国科技创新体制下，很可能出现新的重大技术突破，生物、无人驾驶领域等等都可能。”

周天勇非常忧虑中国制造业很快会面临美国发起的制造业争夺战，内又有“死亡税率”以及房地产的夹击，实体经济形势堪忧。

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15年，美国对中国出口1161.9亿美元，自中国进口4818.8亿美元，美方贸易逆差3656.9亿美元，增长6.6%，占美国总贸易逆差的一半左右。

“特朗普认为，中国对美国发动了就业战争，他对中国对应地也想通过税收、货币、汇率等政策，发动使中国制造业流到美国的战争。”

周天勇分析，和美国类似的直接税为主的国家不怕国际减税竞争，但受冲击大的是中国这样的间接税为主的国家。中国要大减税，就要改革税制结构，推出或提高个人所得税、房地产税、遗产税等，这些改革都涉及阶层利益重大调整，很难改变。

“可能是减税、关税和货币政策的组合打法，也可能只用减税和关税。如果美元继续升值，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快速消耗，等于发动信心战和预期战，这是很危险的。”

周天勇强调，必须准备各种应对预案，对彼此的牌和软肋搞清楚，而不能相反。

《凤凰周刊》联系几位接近决策层的财税专家均表示，中央和有关部门正在研究相关议题，但上级要求，不便透露更多消息。

中国制造优势尚在

“特朗普的减税政策无疑是对的。但坦率说，是靠嘴减税。能减哪些，能减多少，都不好说。有的容易减，比如，遗产税，在美国确实是重复征税。但是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非常难减。这么大的减税幅度，造成的财政缺口怎么补？”

张连起对特朗普减税的实际力度持观望态度。他表示，减税的代价非常昂贵，美国财政主要用于支撑民生、政府、军队等刚性开支，压缩哪个都会引起反弹。“与两党和各群体各部门达成妥协都很难。据说现在分歧就是减多少。嘴上说着容易，但是执政后的难度超出想象。”

他回忆里根总统减税确实影响美国经济20多年，但是里根在第二届任期时增税11次，因为财政无法持续。

2008-2015年，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规模从9.4万亿美元增至17.6万亿美元，占美国GDP的比重从64.0%增至97.8%，联邦政府资产负债率从228.7%增至惊人的326.3%。

冯俏彬戏称，减税、搞基建、减少贸易和财政赤字，这三者不可兼得，可叫做“特朗普不可能三角”，“商人的逻辑放到治国理政上不一定成功”。

不过，周天勇对此持不同看法。他认为，美国联邦政府收入中企业所得税只占11.4%，降税后，政府收入只减少6.5%，所以对政府收入的总盘子影响不大。

对于制造业回流美国，张连起并不担忧。“美国制造业比重只剩12%，已经不是实体经济立国了。不是光减税就能把全球制造业吸走。”

因为同为全国政协委员，张连起对曹德旺在美建厂较为了解，他认为这只是孤例，绝对不能以偏赅全。

福耀玻璃排行中国第一、世界第四，出口规模占35%，在内地销售占65%。作为大型汽车玻璃公司，全球布局是其必然选择。汽车玻璃出口到美国成本太高，涉及关税、运费、汇率等。“所以完全是供应链和产业链配套。美国零部件企业也跑到中国来做配套。”

事实上，福耀玻璃曾应德国大众要求，在俄罗斯设厂；这次也是应通用汽车要求，在美国设厂。“不答应生意就没法做。”曹德旺澄清。

同时，福耀玻璃在国内的生产基地也在扩大布局。辽宁本溪、天津、苏州等项目都在近期敲定。

曹德旺说：“我之所以公开谈成本高、税收重，不是在抱怨，也不是我要跑。如果我要跑，我直接卖掉股票就可以。但我只是实事求是地讲出问题，提醒要重视实体经济。”

张连起表示，前30年，中国形成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后30年，形成了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部门。所以我们的优势是60多年积累的，不是那么容易失去的。

在产业方面，中国在一些领域，比如，电子行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往往由数百家零部件企业配套，并贴近消费市场，优势难以撼动。

在政府方面，“各级地方招商引资积累的经验比美国多，这30多年我们就是招商引资干起来的，中国出台政策也比美国快。”冯俏彬说。

2016年12月30日，富士康董事长郭台铭宣布在广州增城投资610亿元建立8K显示器全生态产业园区，项目年产值将高达920亿元。据称，该项目仅用50天就敲定。

郭台铭对媒体表示，“我可以说富士康没有走，最好的凭证是什么？是我今天把最好的技术落户在了这里。”郭台铭表示，大陆已经推动实体经济去虚返实，虚实结合、软硬整合，这是对的方向，但是美国政府有没有意识到这点，他不知道。

降成本势在必行

“造成税不重而负担重的深层次原因在于政府收入秩序比较混乱，所以要将目光锁定在深化税制改革，进一步清理、整顿费与基金上面，同时适度降低社保、土地、工资、电价、气价、道路通行费、融资等综合成本。”

冯俏彬表示，抛开各种争议，中国企业的高成本和低利润是事实，大力度的降成本、减税负势在必行。

她提醒，必须加快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体制改革，对于营改增减税效果的质疑，正是由于地方政府失去营业税后预期不明，不得不以各种方式加紧组织财政收入。

全面营改增之后，也应及时将重点转向增值税税率的简并，将增值税的普通税率从17%下调到13%，同时扩大可抵扣项。

税制方面，中国以增值税为主，不管企业是否盈利都需缴税，在经济下行期弊端显露。所以应深化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从以间接税为主向直接税为主”的税制改革方向。加快房地产税法的出台步伐，全面改革个人所得税。并根据国际局势变化，适时调整企业所得税税率。

冯俏彬认为，税外各类收费是造成社会税痛的主要根源，也是政府收入秩序失衡的主要原因，应当成为减负的主要着力点。建议对政府的各类费、基金等进行全面的梳理检视清理整顿。同时继续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消除各类收费滋生的制度性根源。

“比如行政性收费应该全取消。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也应该取消。这项基金收了24年了，2014年就收了284．27亿元，但使用管理不规范。公开资料显示，巨额残保金中仅有较小比例是用于残疾人就业培训和创业支持等，其余的多用于养人、养机构，甚至作为基建费用。这明显是社会福利支出，应当由公共财政保障。”

张连起也建议，2017年减税降费要有“万亿规模”的力度，如此，企业和社会才会感知到温度。只有不让制造业“挑着担子走山路”，才能对内稳住民间投资，对外稳住资本外流。

周天勇进一步建议，降成本要出实招，不能玩虚的。“增值税率能不能降5个点；社保费能不能降到30%；小微企业纳税起征额能否从3万元提到10万元；能不能出一个清单，这之外都是非法税费；能不能出台法律，卡一个红线，限制政府全部收入不得超过GDP的30%。”

对于降低各类要素成本，包括土地、电价、气价、道路通行费、融资成本等。周天勇指出，这些高成本的背后基本都是企业垄断和部门垄断，需要改革来解决，不改革，就一直解决不了。

“特朗普减税反而是对中国深化改革的推动力。”冯俏彬乐观表示，中国没有强大的外部竞争时，改革就会举步维艰，以开放促改革是中国的一大经验。

“现在来了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对我们是好事呀。要做的就是落实改革、深化改革。费正清写到，中国人绝不是能力问题，而是动机动力问题。”冯俏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