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公平正义为取向的改革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获得实质性的突破：对权力的有效制约、对既得利益集团的约束、建设社会的法治基础、落实公民权利、促进社会力量的发育、逐步推进民主制度的建设。

孙立平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中共十八大是中共十一大以来最重要的一次会议。十一大标志着“文革”结束，进入改革开放的时代。60年一甲子，30年一划线，十八大又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过去30多年改革开放的时代已经结束，现在是新的30年的开端。

说改革的时代已经结束，不是说改革的任务已经完成，而是说改革已经无力解决需要它解决的问题。至少，作为一个动员社会变革的理念来说，改革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

中国当前面临的问题是普通民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日益迫切，传统的发展优势已经用完，未来最大的红利只能是制度变革。一些社会问题已经发展到了临界点，传统的解决方法无能为力，这不仅是源于改革遇到的客观阻力，也是源于改革本身潜力的有限性以及这种理念在现实中的困境。

实质问题是，原本意义上的改革任务已经完成。第一，实现了政体的延续，即通过释放经济潜力使原有的政体获得了新生；第二，体制得以修补和强化，主要是增添了市场体制；第三，社会结构得以重建，改革中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成为新的统治群体。

改革是社会变革的方式之一，主要由执政者自上而下推动。从历史上看，改革一般指的都是在基本制度不变的情况下，就某一项具体制度进行的改变，而且时间一般都很有限。纵观古今中外历史上的改革，大都有两个特点：要么在某一任执政者执政期间完成改革，这类改革大多是以改革者的姓名或者朝代命名，比如欧洲历史上的查理·马特改革、日本明治维新、美国的罗斯福新政等等；要么改革的内容很具体，如唐代杨炎的两税法改革、明代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改革、清代的洋务运动等。

而中国这次改革明显不同，历时将近35年，已经经历了两代人，持续这么长时间的改革还是改革吗？

可以预见，未来10年将是改革开放以来最艰难的10年，改革能否继续推进取决于以下四个方面。首先，原有的体制资源被迅速消耗，民心官心已经发生明显变化，能否找到并有效形成新的体制资源，重新构筑合法性基础？

其次，目前的社会格局严重依赖高速的经济增长，即增量依赖症，但过去支撑高速发展的条件在不断丧失，资源状况也不允许这种模式长期维持，能否依靠体制创新，找到并形成新的发展模式？

再次，贫富悬殊和公平分配都能创造社会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动力，但这两种动力是截然不同的。中国用前一种动力推进的道路已经走到尽头，今后能否做到收入和财富的公平分配，实现两种动力的转换？

最后，在社会向心力急剧流失的情况下，能否形成真正为社会认同的主流价值观？

中国的未来有四种可能选择与思路：第一，政左经左，是在一定意义上向旧体制的复归，其基本主张是强势政府和举国体制，倚重国有企业和看重二次分配，社会基础是下层民众、左翼知识分子和小白领，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义中的平等价值、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可能的后果是历史上口碑不佳，民众的某些合理诉求不为社会主流所接受。

第二，政左经右，延续过去30年的改革模式，基本主张是深化改革、建设法治与民主社会，其社会基础是经济精英、经济学家与边缘政治精英，意识形态为社会达尔文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以及自由主义，但可能导致大量弊端，民众不认同。

第三，左右混合，定型现有体制，即原地不动，保持“中国模式”和维稳体制，其社会基础是既得利益集团，意识形态是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可能的后果是反对的人最多，内部由于利益分割导致矛盾无法解决。

第四，政右经左，选择新的改革方向，将公平正义与普世价值融合起来，社会基础是民众中的大部分、相当一部分自由主义者以及体制内的开明者，意识形态为公平正义、普世价值、民主社会主义和宪政民主。

为什么要将公平正义作为改革的基本价值取向？因为符合“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目标，能够切中体制弊端，有利于凝聚民众变革要求，超越左右分歧。

在实践中，以公平正义为取向的改革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获得实质性的突破：对权力的有效制约、对既得利益集团的约束、建设社会的法治基础、落实公民权利、促进社会力量的发育、逐步推进民主制度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