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我观察，短时间内确实对日本企业造成了直接损害。其中，汽车、电子产品等消费品在中国市场的销售受到的冲击最为明显，一些日本品牌的汽车销量下降近50%。但进入11月后，日系汽车在中国市场销量已有70%至80%的回升。另外，旅游行业也受到一定影响。但这种影响更像是一柄双刃剑。据统计，中国赴日旅游每年约有100万人，日本来华旅游则有400万人。而11月以后，中国赴日个人旅游呈现上升态势。

中日两国经贸关系经营30余年，无论对日本还是对中国，双边经济发展的依赖关系早已根深蒂固。这一特点在近期日本企业对华投资上也得到了充分反映。

日本汽车行业与零售业在钓鱼岛事件发生后纷纷表示，中国巨大的市场不可替代，不会改变在中国的投资策略，或者至少维持在华投资，但可能不会再增加投资。对于一些来华投资的日本中小企业而言，现在则是最为艰难的时期。这些企业受“3·11”地震与国内经济低迷的影响，开始将投资中心转入中国。但钓鱼岛风波导致中日高层政策性的调整，使得这些企业进退维谷。

对中国的隐形伤害

我想提醒的是，从长远角度考量，中日经贸关系起伏不断，给处于产业升级转型关键时期的中国经济所带来的隐形伤害同样不可忽视。

对比两国贸易结构可以看出，目前中国仍以加工贸易为主。截至2010年，在华日资企业数量为22307家。大量中国企业为日本企业提供配套加工服务。据调研，本田汽车95%以上的零部件已实现本地化生产。在中日经贸关系起伏中，中日合资企业的正常生产活动受到冲击。在工业机械、装备行业，中国依靠相对低廉劳动力成本与购买国外核心系统和零部件进行组装生产，在终端产品的中低端市场初步形成规模优势，已成为韩国和台湾地区的竞争对手。

但这种优势在掌握核心技术的欧美国家面前，仍显得十分脆弱。实际上，受钓鱼岛事件影响，对日核心零部件进口受到限制，一些中国企业难以维持经营。11月后中日关系短暂回暖时，这些中国企业开始大量储备进口零部件，以维持生产。同样，一些电子产品的原材料严重依赖日本，短时间内难以找到同类的替代产品。

在研发、投资与就业领域，起伏不断的中日关系对中国经济造成的中长期影响也值得关注。实际上，2011年以来，日本集团型企业已经开始转变在华经营策略，希望将以往扮演加工生产基地角色的中国转变为日本在亚洲地区的投资与研发总部。在此期间，神户制钢所、武田药品工业、日本精工、新日铁以及伊藤忠等日本著名企业在中国的大型投资案例不断增加。但钓鱼岛风波后，投资风险的陡然攀升，使得一些制造企业改变投资方向，并取消在华设立研发中心的计划。

日本的产业组织特点是龙头企业带动成千上万的配套企业发展，龙头企业与配套企业形成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这种集团式或集群式发展的特点，在海外投资上也表现得非常突出。这种集体主义风格一方面发展有序竞争；但另一方面很容易造成“跟风”现象，即一旦某些有影响的企业撤资或撤离，也往往会带动其他企业集体撤离。

国内统计数据显示，日本企业在华直接关联的就业机会超过300万个。日本官方保守估计则有1000万个。日本对中国市场与产业链的经营培养超过30年的时间，即便中国受到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要摆脱日本对国内生产体系的影响也需要很长的时间，并且会付出极大的代价。

两国经贸互补性远大于竞争性

如今，中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阶段，但同日本相比，无论在实力还是时机选择上，中国的准备还不够充分。

在全球产业链中，日本生产的高端产品，如电子芯片、半导体、工业机器人等均超过欧美。在节能环保产业、循环经济方面，日本更是世界领先。2002年以来，日本始终是技术贸易净出口国，专利取得率一直居世界第一，研发投入和高技术出口均世界第二位。

日本企业的自愈能力与抗压能力有目共睹。首先，日本企业自身具有很强的经济实力，企业储蓄率相当高，约占GDP的20%以上。对外净资产超过任何一个发达国家，2011年达到253万亿日元。其次，经历过日元升值、贸易摩擦、石油危机和自然灾害等危机的日本企业已经实现了先进的产业结构转型。

而实际上，长期以来，技术瓶颈一直是制约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因素。渴望获得核心技术的中国，通过与日本科技产业进行交流，得以突破国外技术封锁，从而在技术引进中增加选择余地。

这么看来，中日两国间经贸关系中的互补性远大于竞争性。经济处在转型期的中国，面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在这个关键时期，同邻国日本的合作学习远比冲突带来的效益更大。

除技术领域的交流外，日本在制定实施中小企业政策、产业政策以及企业相关法律等方面的经验可以为中国解决现实经济问题提供便利。中国提出发展中小企业的口号已经有很长时间，但始终未能像1960年代的日本一样为中小企业发展政策提出明确目标。产业政策与中小企业发展不匹配，在信用体系不健全的环境中缺乏针对中小企业的政策性银行，大型银行放贷艰难，民间融资不开放，中小企业发展困难重重。

反观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明确表示要求缩短中小企业与大企业间的差距，避免短板效应制约日本整体经济实力的提高。为扶持小企业发展，政府层面有针对性的搭建科研、财务、经营以及融资信用平台。大企业则为小企业提供技术、人才与订单支持。

因此，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日本打造出许多中小企业中的隐形冠军。一些企业仅有20余名员工，但其核心技术在全球市场占有率达70%。日本在产业政策制定时特别设立审议会制度。审议会成员由企业、消费者、媒体以及政府等利益攸关方共同组成，借以增强其政策合理性。而当经济发展成熟后，市场则取代政策，开始发挥主要作用。

中国应以此为契机进行企业改革

钓鱼岛风波虽然令中日关系再度僵化，但同时也为两国反思调整内政与外交策略提供了机会。在右翼势力上升的大环境下，日本民主党的应对能力捉襟见肘。在处理对华事务上显然还不够成熟。与重新执政的自民党相比，野田内阁缺乏同中国的对话机制与人脉联络。在国内，同经济界的联系也不如自民党紧密。这使得重视中日经贸关系的日本经济界声音没有得到充分表达。但领导人更替后，日本企业重新开始思考海外投资战略布局，或许会产生一些休克疗法效应。比如中国对日本采取稀土出口制裁后，不仅倒逼日本开发其他国家的稀土资源，并且促进了日本稀土替代技术的研发。

日本国内新一代的政治家和官员，不再有二战经历造成的精神创伤和耻辱感，让他们感到更深刻的是日本经济地位与政治地位的不匹配，乃至不愿承担更多联合国会费，因此对华态度的表达方式变得不再克制。而中国的崛起也同样影响到了对日本在经济上具有战略意义的海洋经济，从而加深日本对华警惕和不满。

日本国内早有“海外投资不能过分依赖中国”的批判声音。2004年日本政府和学者出现“研究印度”的热潮，但从基础设施、产业链、人才等综合角度考虑，最终选择继续扩大中国市场。但钓鱼岛风波让日企不得不再次反思其全球化战略。

中国也可以此为契机，促进中国企业的自主研发，使中国从制造大国向创新强国转变。中国企业要从低成本、好模仿中走出来，政府则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给企业创造一个好的创新环境。同时，中国应加快国有企业改革，进—步让民营资本进入，通过分拆、民营化等形式提高市场化程度，并多多创造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此前，在技术封锁下成功发展起来的中国航天工业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如今，中日两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占全球近20%，如果因为非单纯性经济因素而停滞不前，务必会给脆弱的世界经济增添新的风险。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壮大，中国在全球事务中也担负起越来越多的责任。能否建立同日本成熟稳定的政治与经贸关系，关乎国家形象与实际利益。（仅代表个人观点）（采访/整理 李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