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4年以来，乌克兰东部地区的分离运动如火如荼，最终从小打小闹演变成全面开战。

一百年来，乌克兰东部雄踞帝俄/苏联的工业中心。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两个最亲俄的州，曾经是苏联最繁荣的地方，亚努科维奇等乌克兰亲俄派政客的基本盘也在此。如果不了解这个制造业地带的经济状况，就无法理解当今乌克兰的政局。

工业巨头的起源

乌东工业区的兴盛，来自于一场浩浩荡荡的民族大迁徙。

19世纪末的工业化春风，从英国吹到了东欧。数百年来，沙俄的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直到废除农奴制的改革到来，他们才获得解放。废除农奴制和工业化进程互为补充，农业剩余劳动力正好由城市接收。

100多万农民离开贫困的俄罗斯内陆，来到乌克兰第聂伯河两岸新兴的矿业、煤炭业城镇。迁徙队伍里，有未来的苏联领袖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的先人。赫鲁晓夫的父亲谢尔希是农民，他听说遥远的乌克兰正在搞大基建，热火朝天，于是不再务农，带着全家背井离乡，南迁到黑海附近的工业新区尤佐夫卡。

尤佐夫卡这个名字，来自于英国商人、工程师约翰·詹姆斯·休斯。1868年，沙俄政府痛感于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加强海陆通道的防御，引入西方资金和技术人员在黑海沿岸开办工厂。

乌克兰当地人以英国人休斯的姓氏来命名新区，在乌克兰语中，休斯发音是尤佐，夫卡和格勒一样是个后缀词。后来苏联成立，尤佐夫卡改为斯大林诺，1961年又改为顿涅茨克，也就是现在俄乌战争前沿的顿涅茨克州。

在尼基塔的农村老家，村里没有一丝活力，破败得像活在中世纪。而尤佐夫卡新家附近，有一家医院、两所小学，加上33个出售伏特加的店铺。

南迁的旅途上，千千万万的俄罗斯移民走在路上，奔赴火热的工业区。勃列日涅夫一家，也是迁居到乌克兰的俄裔外来务工人员。

成千上万的俄裔，进入大城市和东部矿业工业区。人口数量逐渐增加，俄族占基辅居民总数的比例超过50％，在钢铁业中心哈尔科夫超过60％。十月革命后，乌克兰布尔什维克宣布成立苏维埃政权的地方，就是哈尔科夫。

因此，乌克兰城乡形成了特殊的族群格局：俄族充当一线工厂的劳工；银行家、企业经理层以犹太人居多；乌克兰本地人在广大农村种地。列宁夺取政权后，按照他顶层设计的社会金字塔，无产阶级先锋队位于塔尖。乌克兰俄裔劳工逆袭翻身，从资本主义企业老板的雇员，摇身一变成为国企的主人，然后逐渐演化成权力中枢最大的两个山头之一：第聂伯帮（另一大山头为列宁格勒帮）。

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等第聂伯帮的大多数干部，早年就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内战期间，既要跟大俄罗斯主义的邓尼金白卫军作战，又和乌克兰民族主义派系厮杀，为苏俄政权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列宁胜利后，这些干部又掌管旧沙俄留下的工业资源，据此在克里姆林宫有了一席之地。

在计划经济制度下，苏联各区域有明确的劳动分工。俄罗斯本土提供石油等工业原材料；哈萨克生产棉花等农作物；波罗的海从事轻工业；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则生产钢铁和汽车，以重工业为支柱。

根据第1个五年计划，乌东地区是重点建设对象。一系列工程如同雨后春笋般生长出来，其中规模最大、最壮观的项目当数第聂伯河水电站，修建历时5年，先期5个发电机组建成投产。

第聂伯河水电站，参考了加拿大阿达姆伯克水电站和拉加贝尔水电站的建设经验。美国通用电气公司援建电机，德国西门子提供输变电装置，专家小组由美国水电工程师指导。可以说，苏联经济腾飞的第一桶金，离不开外国技术人才的帮助。

一些在本国郁郁不得志的西方企业家，跑到苏联，寻找机会。美国科赫家族集团的创始人弗雷德·科赫，是石油天然气领域的专家，他发明出一种使汽油生产更高效的方法。然而正因此，科赫遭到美孚等石油巨头的打压，后来他怒而投奔斯大林，帮助建了15个技术水平领先世界的炼油厂。

有意思的是，科赫的继承人后来成了冷战的铁杆鹰派。他的两个儿子戴维（David Koch）和查尔斯（Charles Koch），援助美国右翼人士，对苏立场强硬。

向左走，向右走

苏联辛辛苦苦建立起第聂伯河水电站，后来却亲手炸掉它。二战爆发，纳粹德国发动闪电战，苏军在匆忙撤退的过程中炸毁了第聂伯河水电站，不让它落入敌人手中。

苏德战争不仅造成了经济上的严重损失，而且撕裂了乌克兰人的民族认同感。一些右翼分子试图乱中取胜，趁机脱离克里姆林宫的手掌，建立独立国家实体。其中代表人物，首推斯捷潘·班德拉。

1938 年 12 月 15 日，第聂伯河畔的基辅市全景，刚刚经历了两个五年计划，基辅的重工业规模庞大。

他生活在加利西亚，当时属于波兰控制的地区。波兰人实行强制同化政策，禁止乌克兰语教学。 1933年，班德拉当上乌克兰民族主义领袖，策划刺杀了波兰同化政策的推行者——内政部长布洛尼斯拉夫·皮尔拉基。后来，他被波兰警方逮捕，坐了几年牢。 二战爆发后，班德拉察觉到机会降临，逃狱起事，组建地下武装。在1944年之前（也就是红军反攻，战线推进到乌克兰之前），他作战的头号敌人是波兰。

混乱的战局中， 乌克兰还存在其他地下武装组织，一些指挥官接受德国人的专业训练，作为德军的辅助警察部队。而斯捷潘·班德拉本人则是反德派，起初他试图投靠希特勒，借力打力，但柏林高层对乌克兰的代理人另有人选，还把他扔进大牢。

战争的大部分时间，班德拉就住在德国人的牢里，从未回到乌克兰，对老家各类右翼武装组织也没实质控制力，他是一个有名无实的民族领袖。二战后期，苏联军队向西推进的时候，分不清乌克兰民族主义各派系的具体区别，于是把他们统统打成了“班德拉分子”。

乌克兰反俄游击队的战斗，持续到二战之后。1945年德国投降、欧洲停火之后，东欧地区还没和平安宁。苏联军队和乌克兰游击队互相绞杀，血流成河。到1953年为止，莫斯科下达死刑、枪毙的乌克兰反抗者有15.3万人，流放或坐牢的反抗者有13.4万人。

但同时也有大量的乌克兰人站在斯大林阵营，向红旗效忠。战争爆发之初，350万乌克兰青壮年应征加入苏联军队，很多人的家乡遭到纳粹狂热分子的摧毁，他们对德国恨之入骨。士兵们在缺少正规训练和弹药的情况下，就奔赴前线，投入到卫国战争中，向德军冲锋。

到二战后期，克里姆林宫总共动员了超过700万乌克兰人。也就是说，每五个苏联士兵中就有一个是乌克兰人。在斯大林高层内部，第聂伯帮根深蒂固，这些人与苏联的生死存亡绑定在一块儿了。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等干部，积极组织苏军的军事行动，并且展开战后重建工作，尽快恢复生机。

国际上今天吵得沸沸扬扬的克里米亚主权归属问题，就在这时候产生。赫鲁晓夫当上苏联最高统治者后，把俄族人口占多数的克里米亚划分给了乌克兰。这个方案制定的背景是1950年代，二战的毁灭性灾难还没修复。

1953年，赫鲁晓夫视察克里米亚，一群穷苦的当地人团团围住了他的轿车，求他援助。于是苏联高层做出调整，克里米亚向国家上缴的粮食、烟草和葡萄只有二战前的五分之一。除了减免税负，苏联还改变行政规划，将克里米亚移交给基辅，要基辅财政输血，扶贫帮帮穷地方。所以，乌克兰一开始并没有从版图扩大中获得好处。

在那个年代，泛斯拉夫主义情绪浓厚，俄国也没觉得把克里米亚分出去有什么遗憾的。乌克兰与俄罗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分彼此。

1954年，赫鲁晓夫政府举办了极度盛大的庆典，隆重纪念乌俄合并三百周年，庆贺兄弟民族的友爱。1654年，乌克兰民族之父、盖特曼（哥萨克的首领称呼）赫麦尔尼茨基与沙皇签署协定，投诚效忠。此后，罗曼诺夫官方历史学家热情洋溢地纪念这个历史事件，宣传两个民族自古以来是同文同种的兄弟，自基辅罗斯灭亡后，乌克兰人饱受亚洲蒙古人、天主教波兰的蹂躏，最终回归到东正教同胞的祖国。

苏联接受了这种国族构建的叙事模式，只是把核心概念即宗教战争抽去，替换成阶级斗争。赫麦尔尼茨基率领民众反抗波兰贵族大地主的压迫，赢得了“乌克兰人民解放战争”。1950年代往后，俄乌一家亲是苏联主流的态度。

1958 年 8 月 12 日，以弗拉基米尔·列宁命名的水电站，现在叫第聂伯水电站。大坝在二战中被炸毁，战后重建，1950年恢复发电。一位美国记者曾这样悼念大坝之死：“第聂伯罗斯特罗伊几乎是苏联人民崇拜的对象。它的破坏，表明了一种超越我们想象的抵抗意志。它是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所有大型项目中最大、最壮观、最受欢迎的……第聂伯河大坝建成时是地球上最大的，所以它在苏联人民的想象和感情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这种团结纽带不仅是文化上的同文同种，还有着现实的政治经济利益。赫鲁晓夫提拔任用乌克兰人和乌克兰俄裔干部，在政治斗争中共患难同进退。 原本苏联高层最有权势的当数列宁格勒帮，包括意识形态的大总管日丹诺夫和国防实权人物库兹涅佐夫，后者还是斯大林的最有潜力的继承人。

此时的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排号仅第六位。在血腥的派系斗争中，列宁格勒帮出局，接下来是斯大林的亲信秘书马林科夫暂时获胜。赫鲁晓夫跟军队首领朱可夫结盟，扳倒马林科夫以及马林科夫的幕后支持者贝利亚。

几轮腥风血雨中，“第聂伯帮”形成了紧密团结、排斥外人的作风。赫鲁晓夫成为苏联最高领袖，而接过他位置的勃列日涅夫，依然是“第聂伯帮”的成员。勃氏任人唯亲，只重用内部人。1970年代和1980年代里，“第聂伯帮”里有1人当上部长会议主席、1人当上国防部长、7人成为政治局委员或中央书记，至于成为中央委员或者各部部长的数不胜数。“第聂伯帮”通过克里姆林宫来掌控苏联，乃至掌控从越南到古巴的全球阵营。

既动荡又痛苦的改革

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入主政权中枢后，大力投资乌克兰东部工业地带，以巩固基本盘。在第2个五年计划里，斯大林短暂地把资金技术转向到乌拉尔地区和西伯利亚。当时处于二战前夕，纳粹德国的威胁日益严重，苏联把国防军工资源布置到远离前线的大后方。

二战惨胜，莫斯科获得了地缘政治的安全后，重新把乌东地区列入了五年计划的重点。“第聂伯帮”执掌国家后，乌克兰的工业体量持续壮大，诞生了几个军工巨头：占据苏东国家半壁蓝天的安东诺夫飞机设计局；打造过T-34、T-64、T-80等坦克的哈尔科夫设计局；研制了四代苏联战略弹道导弹主力型号的南方设计局；苏联海军的中心——黑海造船厂。

中国“辽宁”号航母的前身“瓦良格”号，就是在黑海造船厂开造的。这家厂曾经是全欧洲最大的造船厂，冷战时期为苏联建造了9艘航空母舰。

到苏联晚期，“第聂伯帮”的重工业国企干部权势稳固，谁也不敢碰。这一集团用美国的政治概念来说，叫军工复合体。军事工业巨头占苏联国家预算开支的40%，占GDP的20%。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前，有改革派劝他削减军工集团的规模，减轻民生压力，他回答：“我不敢，如果我提这件事情，我的政治生命就完蛋了。”

1981年，莫斯科举行了一次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史称西方-81演习。这次演习吓坏了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西方国家，欧洲观察家普遍认为苏联不可战胜。戈尔巴乔夫实行缓和外交，不仅是向国际释放和好信号，也是间接打击国内军工复合体的手段。高层停止军备竞赛，以这种侧面迂回的方式，缩小军费开支。

勃列日涅夫按照计划传位给“第聂伯帮”第三代安德罗波夫，然而安德罗波夫接班时年事已高，他自己患有肾病，只当了15个月的苏联最高领导人便因病去世。安德罗波夫的短命政权结束，“第聂伯帮”一时束手无策，这才让局外人有了机会。有趣的是，戈尔巴乔夫跟列宁格勒帮集团关系不一般。

锐意进取的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与苏联的军工复合体周旋，然而改革的难度超乎想象。此时，乌东地区共有军工企业3594家，职工300万人，再加上产业链上下游的从业人员，体系非常庞大。戈尔巴乔夫团队里最热忱的改革者也不敢向此开刀，一旦有个闪失，上千万人饭碗丢了，没人敢承担这责任。

1990年代原本是乌克兰产业转型的最佳机会，然而当时朝野党同伐异，没有及时推进重工业国企的转型，错过了窗口期。简单概括来说，1990年代乌克兰的头号焦点在于府院之争：总统权力大，还是议会权力大。

苏联一夜之间没了后，民间各种力量反弹，谁也不服谁，各不相让。缺乏民主操作经验的政客们，互相给对方拆台，各方搏斗了6年，内阁更迭7次。乌克兰脱离苏联独立后的首任总统克拉夫丘克，受不了烂摊子，只坐了三年总统位子。他下台的那一年，政府的决策方案在议会通过的比例不到1／3。

激进方案也好，渐进方案也罢，任何方案一旦执行，都该贯彻到底。然而在府院之争中，政策混乱，改革像无头苍蝇一样乱转。在乱局中，计划经济时期的旧官僚旧干部把握住机会，他们的领袖为铁腕强人库奇马。他接手“第聂伯帮”的遗产，取代了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开国总统克拉夫丘克。

库奇马有着强悍的意志和雄厚的实力。他为了巩固权位用尽手段，重金收买，选举作弊，乃至暗杀政敌，在1996年终结了府院之争，国家从法律上确立了总统制。2004年，库奇马任期届满，把大位传给嫡系继承人亚努科维奇。

库奇马在不损害自身利益的前提下，实行了改革。1996年总统制确立之前，乌克兰只有12%的工业和10%的农业份额进行了市场化转型。库奇马大权独揽后，国企改革明显加快。“第聂伯帮”转型为新时代的寡头集团，盘踞垄断矿产资源，躺在油田上吃香喝辣。

“第聂伯帮”走到尽头

从苏联解体到2004年街头抗议，乌克兰政坛大致可以分为三支力量：亲俄的寡头、亲俄的自由派、亲俄的左派。这三派都来自亲俄的乌东地区。

自由派的头面人物季莫申科和尤先科，源出库奇马的派系。季莫申科出生、成长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一个东部传统亲俄地区，她进入政坛也是依赖东部票仓。在跟普京的天然气谈判中，季莫申科让步不少，给莫斯科提供优惠价，因此普京一度考虑扶植她为俄国利益在基辅的代理人。尤先科也出生在乌东地区，以财经技术官僚起家，进入政坛后跻身库奇马的嫡系，1997年出任他的总理。

库奇马的死敌——议会最大反对党乌共也是亲俄派，只是爱的是俄罗斯之前的苏联。乌共领袖西蒙年科琢磨跟斯拉夫兄弟和好，重建苏联。2004年之前，乌克兰政坛党争没有“亲俄”与“反俄”之争，各派系的首领几乎都是乌东背景，在说俄语环境里长大的。从情感上看，抗德卫国战争等苏联往昔荣光印刻成乌东民众记忆的一部分。

在这个阶段，最大的几个党派还保留着俄乌兄弟民族友好情绪。乌克兰东部，超过一半的家庭有俄罗斯的姨夫舅妈表兄弟等亲戚。而乌克兰西部地区，过去支持斯捷潘·班德拉，受斯拉夫文化影响较小，家庭也很少有俄罗斯的亲属关系。乌克兰本来就是个拼盘国家，东西部地域差异极大，三十年来国家居然能维持住统一而没有崩盘，本身是个奇迹。

1996年府院之争结束到2004年街头抗议爆发前，乌克兰政局的主线是，东部“第聂伯帮”权贵寡头与东部草根民众互相对立。乌共率领乌东地区的国企工人，向库奇马、亚努科维奇集团发起持久、猛烈的冲击。

乌克兰左派最强壮的巅峰期，霸有国会最多的议席。1994年，左翼阵营三党大联合，乌共96席、农民党19席、社会党25席。议会议长是社会党主席莫罗兹，议会多数委员会也是左派的。到1998年，红色浪潮更猛，乌共比上届多获58席，一党囊括议会全部议席的40%，连同其他两个盟友，控制议席已超过半数。从程序上来讲，乌共可以杯葛瘫痪政府。第二年，乌共领袖西蒙年科冲击总统宝座，拿下38%的选票，库奇马得到58%的支持率。

库奇马能够挺过来，原因有两点。首先，这个人是外交高手，在美俄之间左右逢源。库奇马跟解体后的俄罗斯分家产处理妥当，当时分黑海舰队差点擦枪走火，他冷静斡旋，圆满解决。面向西方，“第聂伯帮”实行政冷经热，做生意归做生意，政治账另外算。面对南斯拉夫内战、北约东扩、车臣冲突，库奇马强调泛斯拉夫主义，跟美国保持距离，政权得到克里姆林宫撑腰。

第二点，恰逢天时机运，1998年东南亚金融风暴席卷而来，波及全球股市。满脑子计划经济思想的乌共不懂现代金融，看到债券ARS、ABS等术语两眼一黑，而“第聂伯帮”拥有一批西化精英人才。总理尤先科临危受命，成功应对金融危机。财政好转后，库奇马加强补贴免费医疗和社保，收买人心。

天时地利的加持下，“第聂伯帮”集团抵住了红色浪潮的冲击，乌共势力大大衰退。 然而，也正是由于1998年的金融风暴，库奇马麾下的技术官僚团队清楚看到了国家的顽疾沉疴，尤先科等人与当局渐行渐远。

库奇马退位后，亲俄自由派脱离“第聂伯帮”，自立门户。这些人的市场化理念更偏向中小企业，使工商业群体减税。而这点又契合乌克兰西部地区的发展，西部没有苏联留下的国企包袱，经济以民营企业为支柱。

尤先科为了跟亚努科维奇分庭抗礼去竞选总统，逐渐借助西部势力。他弱化俄语地位，为斯捷潘·班德拉平反，加强与欧盟的经济一体化。在这个过程中，亲俄自由派演变成亲欧自由派。

亚努科维奇顽固抗拒市场化，但又没有前辈库奇马那样的高超权术手段，资质平庸的他在政治斗争中屡屡失误，在2014年的乱局中灰溜溜下台。从赫鲁晓夫以来，炙手可热的“第聂伯帮”经历长达67年的风雨后，寿终正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