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当今西方世界的核心事实是，它现在没有领袖了。现在，我们面对着一位失败的美国总统、一位胆怯的德国总理、一位即将灰头土脸下台的英国首相。在其他地方：意大利总理辞职，以色列由看守政府执政，主导日本政坛的人物被刺杀。

这些情况在正常时期也是很糟糕的，而在糟糕的时期则是灾难性的。我们步履蹒跚地陷入了四种危机，每种危机都使彼此雪上加霜。

第一场危机是国际公信力危机。俄乌冲突是这场危机的症状，这场危机始于美国从阿富汗撤军，暴露了美国的无能和软弱，其后果是容易预料的。在乌克兰问题上，拜登承诺提供的支持刚够防止该国直接失败，但又不确保取胜。美国与伊朗之间的核危机迫在眉睫，拜登在危机中除了摇摇欲坠的谈判外，没有其他政策。明智的领导人会把众所周知的逆境化为机遇，而拜登似乎总是反其道而行之。

第二场危机是经济信誉危机。这种危机是在领导人面对相反证据的情况下作出自信预测时发生的，结果证明这些预测是灾难性的错误。拜登去年坚称通胀是“暂时的”，就是这样一种预测。他近日坚称，“我认为我们不会看到衰退”，可能是下一个这样的预测。当决策注定痛苦时，经济信誉至关重要。如果美国经济衰退加剧全球经济衰退，那么经济无能的后果会严重到什么程度？

第三场危机或许源于较贫穷国家，当上一次世界出现全球性衰退时，其结果是中东的颜色革命、叙利亚和利比亚内战、“伊斯兰国”组织崛起、大量移民前往欧洲以及西方民粹主义的兴起。或许一两年后这一切又会发生，而且规模要大得多。

第四场危机是西式自由民主的危机。未能履行承诺的西方民主国家——任由高物价、犯罪、对边界的控制或对是非的共同理解失控——将自己所代表的目标置于危险之中。拜登能为美国做的最大贡献就是宣布他不会竞选连任——现在就宣布，而不是中期选举之后。这样做或许才足以挽救他举步维艰的总统任期。

（布雷特·斯蒂芬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