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汉口，头戴M35钢盔的15岁中国士兵。武汉会战即将开始，著名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拍下的这张照片，登上了美国《生活》杂志封面，命名为“保家卫国的中国小战士”。

德械部队的M35钢盔，是军迷的最爱。罕为人知的是，为了戴钢盔，中国军人吃足了苦头。

钢盔是一次大战出现的新装具，中国迟至1920年代才开始使用钢盔，原本专用于打造雄壮军容，却不讲究战斗的实用价值。因此，早年引进的英国钢盔，成为军人梦魇。直到1930年代德式整军，才对钢盔的实战价值进行严肃论证，兵工署发现各种钢盔都不适合中国军人。若配发野战部队，部队不必打仗，就会被钢盔搞得伤亡累累。

兵工署设法自制，但外国钢盔大多以合金钢制作，当时国内没有具备充足产能的合金钢厂。改用国内能冶炼的碳钢制造，却又过于沉重，缺乏实战价值。

只有最新式的德国M35，较符合国人体形。1936年，中国进口M35钢盔22万顶，补齐德械部队的换装需求。只是M35实在太贵，中央政府一度决心再买50万顶，补足全军装备需求，却苦无经费。

自制钢盔卡在材料关，外购卡在资金关。尤以八路军、新四军为代表的中国忠勇军人，只能戴着布质小帽，以大无畏的精神，迈向破片横飞的抗日战场。

一战钢盔哪个好？

一次大战爆发时，各国军人普遍戴羊毛混纺的厚呢军帽打仗，德军虽有外形雄壮的普鲁士钉盔（Pickelhaube），材质却是皮革。让军人在头上顶一块钢铁，被视为落伍而愚蠢的想法。

欧陆各国使用盔甲数百年，各有美轮美奂的头盔，但头盔挡不住步枪子弹，因此18世纪各国军队纷纷改戴拿破仑帽。19世纪，步枪进化为后膛枪，刀剑几乎退出战场。在德国针发步枪与法国夏赛波手动步枪对决的普法战争里，德军高达90%的伤亡由步枪造成，法军则是70%。战场已由步枪称霸，头盔黯然走向黄昏。

到了1880年代，线膛发展成熟，步枪弹的弹壳统一为金属材质，发射药改用硝化纤维系与硝化甘油系无烟火药，大幅增加步枪射击的初速、精确度与射速，足以精确击穿任何钢铁头盔。若要挡住子弹，只能加厚钢板，而人体的支撑力是有限的，头盔终于淡出战场。但一战打成壕沟战，步枪射击的机会少，杀伤敌人主要靠炮兵的长时间毁灭射击，最常见的战场负伤是头部炮弹破片伤。头盔败部复活，再次成为制式装备。

在漫长而绝望的炮击中，头顶一块钢铁，将最脆弱的头部，指向铺天盖地袭来的炮弹破片，全身拼命蜷缩在窄小的盔檐之下。这样做不但有效减少头部负伤，也是士兵心理的唯一寄托。然而，一战时轰击壕沟的炮弹，不再是黑火药炸开大块破片的人员杀伤榴霰弹，而是以震波取胜的高爆榴弹。炮弹着地，首先造成一圈足以震碎内脏的冲击波，而后是以秒速1000米劈头盖脸袭来的小破片，足以将一般钢板震裂打穿。因此，新时代的钢盔，必须改用抗拉强度更强、韧性更好的合金钢。

法国率先开发出亚得利安式钢盔（Adrian helmet），使用低碳软钢，重量压在0.7公斤左右，佩戴舒适，但是强度偏低。英国随后采用托尼式钢盔（Brodie helmet），改用强度较高的锰合金钢。德国同时推出钢制盔（Stahlhelm），虽然以钢（stahl）为名，实际材质却是铬镍合金钢，回火热处理，使抵抗变形的抗拉强度（Tensile Strength）达到200到230公斤力/平方毫米。相比之下，英国海军部的钢材验收标准是44.09到55.12公斤力/平方毫米。

德国钢盔的抗拉强度，是英国军舰用钢板的5倍。以高强度合金钢板硬碰硬，只是表面功夫。当步枪弹进化到钨心重尖弹时，任何钢盔都无法直接抵抗正面命中的步枪弹。因此，钢盔保护力的优劣，取决于钢盔的造型与内衬。

英国托尼盔，是造型失败的典型。托尼盔设计时，主要的考虑点是快速量产，因此造型简化成脸盆状，压出宽大的环状帽檐，冲压一体成型，才能于3年内赶造出750万顶。但托尼盔只适合守战壕，士兵深藏于壕沟之中，炮弹破片由上而下，勉强能收到保护之效。若跃出战壕，炮弹手榴弹破片与步机枪流弹由四面八方袭来，整个下半头部头颅是全无遮蔽的。

法军与德军的钢盔，则分别展现了守势与攻势的战斗精神。法式钢盔同样只能保护上半部头颅，钢材强度虽低，守战壕的效果却远比托尼盔优良。这是因为法国钢盔的顶部铆了一道遮掩通气口的波峰状钢条，有效削弱炮弹冲击波，大幅降低头部内伤的人数。德式钢盔则重视攻击时的保护力，有效保护后颈与头部两侧，更贴心设计多种尺寸，使钢盔与每种头颅密切贴合。

造型比较只是外行人看热闹。对实际佩戴钢盔的军人而言，外观看不到的内衬，才是钢盔的成败关键。内衬的主要作用是冬季防冻，盛暑吸汗，战斗时更得发挥避震效果，使士兵戴盔稳定。比较起来，仍是托尼盔最差。

托尼盔只有一个贴合头部的皮制头箍，勉强发挥固定效果。唯一的避震设备是粘在钢盔顶部的一片羊毛毡，不但避震效果最差，而且冷天结冻，不戴毛帽就会冻伤，暑天闷热，炎夏行军经常中暑。法国钢盔内衬是一个六片式衬垫，避震效果一般，但配有通气口，至少可免夏季中暑之苦。德军钢盔则是以皮箍固定成立体状的三片式衬垫，不但避震性能良好，而且天寒地冻时头皮不贴盔顶，每片皮片更精心打孔，配合两侧散热孔降低钢盔内的热度与湿气。

以材质、外形与内衬考察英法德三种钢盔，德国钢盔无疑是整体功能最强的佳作。但是中国军人最早接触的，却是功能性最差、最不舒适的英国托尼盔。

托尼盔与煤斗盔

欧洲大战结束后，德国销毁大批钢盔，法国与英国裁军出售二手装备。因此国际军火市场充斥二手的英法钢盔，德国钢盔却不多见。1920年代军阀混战，二手英法钢盔顺势流入中国。

北洋时期的钢盔，纯粹用于展现军威。首先采用钢盔的是吴佩孚，他爱好法国兵器，于1926年坐镇汉口时，最精锐的第14师全师戴法国钢盔，时称“铁帽子军”。但钢盔的实战价值并不出色，因此北洋时的铁帽子师只有一个。

南京政府对钢盔也不热衷。由德国顾问督训的警卫师，官兵戴黄呢军帽，并未装备钢盔。直到中原大战后，南京政府才开始采购英国托尼盔。只不过装备钢盔的单位不是野战部队，而是中央军校。学生戴上钢盔，叫苦连天。

“初次戴钢盔，觉得好神气，但是戴得久了，可不容易，那要靠功夫。英式老钢盔，像个圆底面盆，里面是毡底皮垫。最难过的是顶在光头上的钢盔，太阳一晒，传热最快，藏在里面的臭虫也跟着肆虐。叮住了光头不放松，立正姿势，谁也不敢动。”中央军校12期毕业的张儒和回忆那神气的托尼盔之际刻骨铭心的印象是臭虫，“我们‘顶天立地’的功夫，就这样练出来了。”

臭虫是托尼盔的标配。托尼盔顶上那一大片厚毡，是细密缝制的多层毡，紧贴整个头皮与钢盔的接触部位。溽暑炎夏打野外，热汗在厚毡中蒸腾，形成滋养臭虫的温床。而且这片多层厚毡是直接粘贴在盔顶的，另加螺丝锁紧，无法卸下以滚水除虫，虫害十余年无解。

抗战时期，中央军校库存的托尼盔拨给胡宗南的军校七分校，严重影响学生的听训纪律。七分校17期毕业的徐枕回忆了一次大官训话，站排面班的学生撑不住屡屡摇动。阅兵指挥官破口大骂，重罚全部学生在风雪中修公路一个月。看着戴小帽的长官，徐枕忍不住心里嘀咕：“他们怎么了解，学生钢盔衬垫内的臭虫在头顶上作怪的情形呢？”

托尼盔虽然折磨官兵，但国际军火市场的二手现货又多又便宜，在后方的宪兵，以及新成立的装甲兵团、通信兵团与防炮部队纷纷配发托尼盔。然而，托尼盔另有巨大的结构问题，即使能忍耐臭虫，也不宜戴上战场。

最基本的步枪射击姿势，是卧姿射击。《步兵操典》规定的卧射姿式：“以两肘为支点，胸部稍离地。左掌托枪，右手紧握枪把，托底钣确实抵着右肩凹部。右腮贴于枪托左侧，闭左眼，以右眼由缺口通视准星，注向目标，停止呼吸，以行瞄准。”形象地说，卧射时射手的头是抬起来的。托尼盔过大，卧射时宽大的帽檐向后不免撞伤后背脖颈，向前倾斜则又干扰瞄准时的三点一线。

托尼盔不便战斗，只好改试德国钢盔。约在引进托尼盔的1931年，兵工署以德国盔为蓝本自行开发新盔。新式样吸取了托尼盔教训，大幅减短保护后颈的后帽檐以利卧射，又特重散热功能，模仿法国钢盔在帽顶开透气孔。冲压成型不难，国产钢盔迅速登场，因德国钢盔外形类似筛煤用煤斗，时人称为“煤斗盔”。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役中，炮兵、工兵与通信兵等部队大多由戴钢盔的中央军校支援。战场老照片显示，当时中央军校已经混用托尼盔与煤斗盔。

合理的要求是训练，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练，军校学生对煤斗盔不敢多嘴。直到1933年初成立军政部学兵队，统一装备煤斗盔，总算出现使用意见。学兵队是化学战部队，施放毒气的劳动强度如同工兵，理应喜爱重视散热的煤斗盔，反应却是一片骂声。

“最初提议钢盔应采用帽顶无隆起之透气孔，但对于脑后必需加以掩蔽。帽顶两侧，需设透气孔，帽内并需加装防热装置之设备。”1937年兵工署呈文陆军整理处报告国产钢盔失利经过，“经学兵队试用结果，此项钢盔重量过大，易伤头部，并于烈日之下容易传热。”

重量过大，散热不佳，主因在钢材。当时国内缺乏合金钢厂，无法量产合金钢材，为了达到保护力，只能加厚钢板。德英法钢盔的厚度大致以1公厘为准，最重的旧型德国钢盔1.5公厘，兵工署却增到2公厘，当然过重。可能为了减轻重量，兵工署省掉德式内衬的固定皮箍，钢盔戴不稳，又不得不将托尼盔那片滋生臭虫的毛毡贴上去。

于1936年1月公布的《陆军服制条例》，留下了国产“煤斗盔”的外形尺寸：“以二公厘厚之镕镍合钢制成，漆无光之草黄色。盔顶为凸圆形，盔口周围附以盔檐，宽约六公分，后檐宽约八公分，盔顶左面置党徽一座，顶之上面两旁各具凸起小圆形一个，上开气孔。盔之里面附以六公分宽、一公分厚之毡垫一层，周围缘以宽十二公分之防汗皮一层，并缀防风皮带及扁钩方圈，及活动带扣。”

虽然列为制式，但煤斗盔是不可能量产的，因为国内无法自产“镕镍合钢”。

有志制造钢盔的民间铁工厂，也受困于钢材。长城抗战时，天津与北平都有铁工厂仿造托尼盔，爱国团体大量订购，捐献部队。据《实业杂志》报道，爱国团体同时买了旧型德国钢盔。德国盔售价美金1元，平津盔售价大洋1元，是德国盔的1/3。但是，德国盔“量轻，盔体较深，遮蔽多。盔之内部与头皮接触部分轻松舒适，可以久戴不疲”；平津国产盔则是“量重，盔之内部不良，戴时不甚舒适”。

德国钢盔的追求

对日作战一定要戴钢盔。南京当局对“一·二八”淞沪战役与长城抗战进行了深入检讨，参战部队普遍报告日军炮火强大，不但野战炮兵射击精准，直接配属步兵的步兵炮与掷弹筒更是猛烈浓密。因此，一顶用于“防炮弹破片炸伤”的钢盔，成为兵工署全力开发的重点装具。

1934年4月，日本政府发表《天羽声明》。6月，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制造藏本事件，对日作战一触即发。蒋介石急不可耐，亲自指示加速钢盔设计，不要卡在材料关。“制钢盔之材料，可否设法由中国自制，否则应早日向外订购，以备万一。”

同时，蒋介石提出了心目中钢盔的理想造型。他希望国产钢盔有着托尼盔的下半部，与类似德国钉盔的上半部，以便加伪装：“如钢帽能自制，则应特制式样，能如古时腰圆（围）形，而顶为‘夫’形，俾战时可于‘夫’顶上插携伪装，并望照此意代绘帽式。”

其实，钢盔可用伪装网，不必以“夫形”结构破坏避弹效用。兵工署长俞大维赶紧呈了一份各国钢盔式样给蒋介石参考，并坦率报告：“钢帽不能自制，以向外订购为宜。”

1935年，南京政府购买德国旧式钢盔9.5万顶。旧式德国盔的特色是沉重，铬镍钢板厚度做到1.5公厘，两侧再加凸缘，可以加装双层钢板，是各种钢盔中最厚最重的。张儒和于1936年入伍时戴托尼盔，1937年升学分科改戴德国钢盔，第一印象就是重。他追忆：“德式钢盔不若美式钢盔舒适轻便，但也比那英国面盆好看实用，也免得受臭虫叮咬。”

旧款德式钢盔的内垫可以拆卸，滚水烫洗，能杜绝臭虫之患。外形按人体工学设计，卧姿射击，更不会受伤。只是重量太大，打野外一两天尚能勉力苦撑，真上战场是挺不住的。

抗战军兴，中央军校学生徒步千里，行军内迁，戴旧式德国盔就吃不消了。中央军校14期学生陈起麟，于1938年深冬由湖南常德行军到四川铜梁，吃足了钢盔苦头。他回忆钢盔之苦：“最难承受的是德国钢盔，十分笨重，使人头昏。队长关心大家行军之苦，对钢盔他规定可以戴，也可以提着，挂在腰间也行。”

英国盔太差，德国盔太重，自行设计走不通，但钢盔建军不能停顿。1936年，军政部展开了野战部队的钢盔编装初试。担任对日作战部队编装实验的教导总队戴起1935年购入的旧型德国盔，部队的反应一如预期：“教导总队所用钢盔，为德国欧战后之废品，重量亦觉过大。”

在这山穷水尽之时，兵工署军械司得到了一顶刚于1935年6月推出的M35式钢盔。M35钢盔采用抗拉强度最大的钼合金钢，减少盔檐宽度，并将边缘铣成圆滑曲线，再加上以一个钢箍固定的立体八片式内衬，达到最佳避震效果。

但兵工署最欣赏的，是M35的重量减轻了约0.2公斤。兵工署火速开会，“认为重量较轻，携带使用尚属便利”，决议将M35定为制式。只是M35的钼合金钢材远远超出中国本地炼钢能力，即使订购原厂钢板，也无力在国内加工成型。

德国钢盔的做工，是非常讲究的。钢板下料入模，首先冲锻成类似托尼盔的外形，再上冲床二次成型，冲锻出保护整个颅部的深度。接着冲切通气孔，手工锻打成边，铣削修边完成外形，还得回火提高强度，才喷漆加内衬。这套制程虽能模仿，但加工的钢板是硬度最强的钼合金钢，国内的铁工厂是望尘莫及的。

当时，最基础的合金钢材是锰合金钢，国内只有各大铁路机厂、大沽船坞与江南造船所等大厂能加工。北宁铁路局考工课长胡光麃回忆道，北宁路唐山机厂大修火车，换下大批废旧钢轴与轮箍，材料都是昂贵的高档锰钢，但国内的铁工厂无法熔切。出售无门，只能入库堆放，30年竟积成600余吨的废料堆。连锰钢都无法熔切，加工强度最大的钼合金钢更是无能为力。

不能自制，只能斥资采购，南京政府于1936年初夏订购23万顶M35。军政部原计划现金采购，但是M35单价高达法币12元，是旧式德国盔的4倍，总经费合计276万元。蒋介石见了心疼，亲批改变采购法，列入不以现金付款的中德易货交易。经过这一波折，实际运到只有22万顶。

这批M35钢盔主要用于20个调整师，预计拨发218499顶。另对各军校、要塞与炮兵部队拨发11501顶，但实到数量打折，无法按编制拨足。现存照片显示中央军校等换发德式钢盔的单位，混用了旧式德国盔与国产煤斗盔，才能补足数量。

抗战时的各种钢盔

德式钢盔不但神气，更有实战价值。兵工署考查报告指出，M35钢盔依圆周长分为52、54、56、58与60公分等5种尺寸。中国军人头形小，采购52公分最小尺寸德式盔，重量0.93公斤，行军作战就不会落下颈椎病。于是M35大步迈向战场，20个德械调整师每人一顶，部分战功卓越的杂牌部队也戴起M35。

抗战爆发时于宋哲元麾下当兵的赵本立，在沧州作战时见到庞炳勋的第39师，第一印象就是黄军服与钢盔：“他们都着黄色军服（我们是灰色），穿短裤（我们是长裤），每人一顶钢盔，一个大型竹叶斗笠。我才知道中央军和我们有些不同。”庞炳勋其实也是西北军杂牌，于抗战前夕因刘峙专电保荐，得到蒋介石重视，拨发M35。换上德国盔，第39师士气大增，作战格外奋勇，战绩不亚于正牌德械师。

抗战军兴，军政部长何应钦于1937年8月28日提出《作战械弹购备计划表》，向蒋介石呈报急需补充的各种武器装备，包括钢盔50万顶。何应钦意在全军装备M35，但是总金额太大，南京政府无力负担，中国军人的M35之梦到此为止。

当局拨不出德式钢盔，部队只好自己想办法。滇军装备法式钢盔，桂军装备5万顶托尼式钢盔，余汉谋部粤军则装备国产钢盔。当时，广州与香港的铁工厂技术力强，能以进口钢材造钢盔，产品有模有样。广州捷和制造厂走门路得到大批粤军钢盔生意，大量仿造托尼盔与德国钢盔外形的“纯钢御弹钢盔”，外观与原厂产品几无差别。

抗战军兴，捷和制造厂迁到香港，钢盔生意更火爆。工厂索性备好大批现货，订货不需另谈交期，交钱就能直接提货。当时法币尚未大贬，少数头脑灵活的部队长自开财源买钢盔。1938年初组建预备第3师的冷欣，“吃空缺”筹钱，跑趟香港，弟兄们就戴上了钢盔。

然而，预3师只是特例。自1938年起，军政部不再拨发钢盔，三百万大军一律戴灰布军帽，轰炸与炮击造成的破片伤从而成为作战伤亡的主因。只有极少数的官兵因缘际会，戴上日本与美国的钢盔。

战场上常见的战利品“九〇式铁帽”，使用高硬度的铬钼钢制造。铬钼合金钢是法国火炮名厂施耐德公司的强项，而施耐德是日军于1930年代进行火炮升级的推手，日军选择铬钼钢是顺理成章的。只是材料虽好，设计却很糟糕，日军模仿法国钢盔构形，却省略了保护通气孔的波峰状钢条，抵御冲击波的功能大打折扣。而且内衬设计不佳，严冬冻伤头皮，盛暑闷热难耐。日军只好以小帽为内衬，先戴小帽再戴钢盔，难获中国军人喜爱。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援带来了刚在1941年定型量产的M1钢盔。美国钢盔采用锰钢，原型样品几乎是德军钢盔的翻版，不得不改造帽檐，避免混淆，却又降低了保护力，整体设计并不突出。但M1的内衬却是别出心裁，以战时最新材料塑胶创造一个更贴合头型的内盔，内部装置绳网状立体内衬，既坚固又避震，更能隔开烈日下滚烫的钢盔。

内盔使M1钢盔成为历久弥新的经典之作，实际佩戴避震效果好，却仍十分闷热。老兵总是自购一块中间开孔的海绵“钢盔垫”，贴于盔顶减震吸汗。而美造钢盔的重量，也常使老兵摇头不已。

减重与散热，至今仍是钢盔设计的两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