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表姐的花店打了三个月零工后，25岁的孙晓雨（化名）决定暂时放弃对自由职业的执念，回山东老家找一份全职工作。

孙晓雨说，到花店工作前，她对自由职业有着美好幻想：“时间自由、工作内容有趣、不被职场人际关系束缚—就是我上一份工作的反面。”

2019年大学毕业后，孙晓雨到一家房地产公司从事品牌策划工作。由于难以忍受复杂的上下级关系和加班严重的企业文化，她工作一年半后就辞职了。偶然之下，孙晓雨发现表姐在厦门的花店正缺人手，便自告奋勇去帮忙，尝试“灵活就业”这个新工作形态。

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中国灵活就业人员已经达到2亿人，相当于每七人中就有一人是灵活就业。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与人瑞人才联合发布的《中国灵活用工发展报告（2022）》蓝皮书，灵活用工包括传统零工、互联网平台用工、实习，以及劳务派遣、业务外包和人力资源外包等。灵活就业者在劳动时间、收入报酬、工作场地、保险福利等方面，都比传统雇佣模式更自由。

《人民日报海外版》在2月初的报道中称，平台经济、共享经济蓬勃发展，孕育出丰富就业方式，灵活就业也成为年轻人就业新选择。

过去三个月，孙晓雨对自由职业的憧憬，正在一点点地被现实戳破：“赚得少不说，打工时还有一点时间可以‘摸鱼’，自己做生意得投入全部精力。当我拿着客服手机时，哪怕夜里11点有客户来找也要立即回应，生怕收到差评。”

现在，孙晓雨更加理解父母为什么希望她找一份稳定的全职工作。但她也感慨，如今要找理想的工作并不容易：同龄人中报考研究生的人越来越多，“其中至少一半人是为了逃避就业压力。”

去年中国报考硕士研究生的人数达到457万人，比前年增长80万；报考公务员人数也突破202万人，最热门岗位甚至是“2万人挑一”。考研、考公人数双双刷新纪录，折射出就业形势的严峻。据官方统计，今年中国大专院校毕业生预计将达1076万人，首次突破千万大关，规模和增量均创历史新高。

华侨银行大中华区研究主管谢栋铭指出，去年遭受监管打压的科技与教培行业可能继续裁员，今年出口行业若增势放缓，部分制造业公司也将面临裁员压力。此外，持续至今的疫情清零政策反复冲击餐饮和旅游业，这些领域的就业形势也不乐观。

去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至少八次提及就业问题，“灵活就业”一词更是首次出现。谢栋铭研判，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保就业将成为今年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预计在即将召开的两会上，官方会宣布更多政策支持中小企业，也会大力推动灵活就业，避免失业率飙升。

中国国家发改委等八个部门2月联合发布文件，要求做好创业带动就业工作，尽力在今年为大学毕业生提供200万个优质职缺，并鼓励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

上海、浙江等地也相继出台新规，保障灵活就业者权益。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上海市委会主委高小玫向中新社指出，灵活就业用工契约不平等、从业者基本社保缺失等问题，是灵活就业者面对的主要挑战。

26岁的许空空就曾经“拿着兼职工资，做着全职工作”。谈起这段被迫灵活就业的经历，他至今愤愤不平。许空空2018年大学毕业后，入职一家演出行业的上海国企，负责国际演出在中国落地事宜。不料两年后疫情暴发，国际演出引进中断，部门被裁撤，他也随之失业。

令许空空不满的是，公司此前和他签署的是项目制劳务合同，这让他无法像其他同事一样获得雇主缴纳的社会保险金，尽管他们做的是同样的工作。虽然公司一直承诺会为他转正，但直到两年后被裁员时，许空空的身份还是一名临时员工，而那些签署劳动合同的同事则被转岗到其他部门，免于失业。

许空空随后注意到，这样的现象在演出行业十分普遍。“要入行的年轻人有必要知道，他们可能会以‘灵活就业者’的身份被大企业压榨，或是需要给自己缴纳五险一金，准备好面对更多不确定性。”

在业内摸爬滚打三年多后，许空空感受到自由职业的优势，例如工作时间更灵活，能够自主选择合作对象，以及对专业能力的认可度更高。去年年底，他和朋友共同设立一家制作公司，并申请到创业贷款援助，计划在今年推出自制演出。

在许空空看来，灵活就业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越来越多年轻人看到在大公司工作的弊端，选择创业。在就业者权益得到保障的前提下，灵活就业能为经济注入更多活力。”

对孙晓雨而言，短暂的灵活就业经历则让她接受“自己只是个普通人”。她说：“我原本期待自由职业启发我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但后来发现，大部分人被生计所困时，很难追求‘诗和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