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奥运会和爱国情感是分不开的。

从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到2008年夏奥会的举办，或许从没有哪一届奥运能够如此成功地动员并激发一国之国民的爱国情感。“当萨马兰奇宣布……”这半句话几乎成了当时所有中小学生的必备语，随后全民学英语、志愿者服务以及各种迎奥运的社会运动，彻底重塑了每一个中国人和国家的心理联系。

随着在美国出生长大的中国队选手谷爱凌夺冠，民族国家和奥运会的问题再次成为人们的热议话题。在大洋彼岸，美国福克斯新闻主播威尔·凯恩（Will Cain）就用“忘恩负义”“为了金钱而背叛”“可耻”这些攻击性甚至侮辱性语言评论这位运动员。

针对国籍问题和身份争议，谷爱凌在记者会上机敏答道：“我认为体育是团结人们的一种方式，它与nationality（国籍/民族性）无关。”

不可否认的是，和2008年夏奥会所激起的朴素而直接的民族情感相比，人们对归化运动员的情感更加复杂。我们所面临的新问题是：在不同文化背景和训练体系中成长起来的运动员，在何种程度上可以“代表”普通中国人，以及，一个国家的国民，是否可以在以国家队为单位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完全摆脱民族国家情感，为奥运精神而自豪？

有关全人类的理想必须在民族国家的政治框架内进行，人们对奥运会的热情往往奠基于对本民族的忠诚。如果我们追溯奥运会的历史，或许会发现，超越民族的理想与激发民族情感的现实相互交织，从来就是奥运会的内核。

北京燕山出版社2020年所引进的《奥林匹亚：古代奥运会与体育精神的起源》是一本非常好的了解古代奥运会的小册子。作者罗宾·沃特菲尔德曾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修读古代哲学，后来在不同地方当讲师。之后他加入企鹅出版社，并成为独立作家。

沃特菲尔德不但为读者提供了有关奥运会的古代神话起源和现代考古证据，而且在引用古代资料时会提供注释。在第四章和第五章中，作者详细描绘了奥运会的日程安排和竞赛项目，甚至是当时参赛者的决胜小妙招。这让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阅读此书就像一名普通游客去参加一场在希腊举行的奥运会之前，阅读观赛指南一般，而非面对一本枯燥的历史读物。

我们在这里重点关注的，是古代奥运会中有关民族和城邦的政治问题。为了精确起见，我们不能笼统地谈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要分开谈族群（比如多利安人和爱奥尼亚人）和城邦（比如雅典和斯巴达）。

首先，我们从现代奥运宪章中读到的对“全人类”的关切确实有古代根基，尤其是古代奥运会对“泛希腊主义”的宣扬。从地点上来说，位于希腊南部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北部的奥林匹亚地处偏远，但也因而“对所有希腊人来说，到达那里的便捷（或困难）程度都相同”。沃特菲尔德认为，这本身就具有了某种平等的性质。

其次，只有“希腊人”才能参加奥运会，故而参会资格本身就是一种希腊身份的“认证”。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记录了一个故事：公元前五世纪早期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一世为了获得参赛资格，不得不追溯自己的祖先血统（第一代马其顿国王来自阿尔戈斯）以说服那些裁判自己是希腊人。

沃特菲尔德也提到，公元前四世纪的知识分子把奥林匹亚当作“呼吁团结与和睦的平台”。雅典的伊索克拉底也撰写过《泛希腊集会演说辞》，呼吁希腊人停止斗争，团结一致对抗波斯人。

芝加哥大学古代史教授乔纳森·霍尔在其《希腊性：在民族性和文化之间》一书中有更为详细的分析。他说，“族性”的核心定义应当是“虚构的亲属关系和血统”。也就是说，希腊人并不是一个既有的历史概念，而是被主动塑造出来的。

霍尔在详细考察了奥林匹亚出土的材料后发现，公元前十世纪基本都是西伯罗奔尼撒人的物件；公元前九世纪时，有阿尔戈斯风格的小雕塑；公元前八世纪时拉科尼亚和科林斯的小雕塑开始出现。

同样，在伊利斯的希庇阿斯所记载的奥林匹克获胜者名录中，奥运会的最初参加者仅仅是西伯罗奔尼撒的本地人；一直到公元前696年，参加者还局限在伯罗奔尼撒的居民。但在这一年，雅典人潘塔克里斯获得了赛跑冠军，随后开启了一波雅典人在该项目上的连胜。此后又有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岛的选手加入。

另据沃特菲尔德介绍，最开始奥运会的运动员都是以个人身份参加的贵族，但“从公元前六世纪末开始，运动员似乎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是代表城邦参赛。运动员在竞技会上被介绍名字和城邦—通常是运动员的出生地，不过确实也有运动员会被其他城邦雇用”。可见，归化运动员问题古已有之，而这恰恰也说明城邦身份是奥运会的核心问题，因为它事关城邦荣辱。

无论是从族群还是城邦的角度看，“泛希腊”的古代奥运会都从未达到某种“无国界”的超越精神。有关“全人类”的现代奥运会的确已经极大地突破了“泛希腊性”，但正如人们对奥运举办国、国家奖牌榜以及运动员身份问题的关注所示，它似乎仍旧和民族国家情感牢牢绑定。

（方凯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