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夫（Jeff，化名）几年前离开家乡杭州，去北京做一份高薪的应用程式开发工作时，和很多中国年轻人一样，工作成为了他的生活。工作之外的少量空闲时间里，他就在玩那些“无脑”的电脑游戏。在这个他刚搬进来的城市，他没有发展社交网络，最后也放弃了这样做。

当新冠疫情来袭时，他已然习惯的生活忽然停止了。像很多其他打工族一样，疫情令他重新评估自己生活里的优先项。和老家的艺术圈朋友聊天时，他忽然发现，虽然这些朋友没什么钱，但他们总有一些有趣的日常生活或者正在做的事情可以谈论—而他只有工作。

劳动力市场的萎缩意味着年轻打工族所承受的工作量远高于过去几代人。当他的公司因为疫情而开始裁员时，他被迫一周工作60到70个小时。他终于崩溃了，决定放假去旅行。

在越南胡志明市，他产生了一个顿悟。他看到一群老人在附近的酒吧聚在一起，一边聊天一边看足球，一下就是好几个小时。他的脑子不停回想这一幕。为什么他就不能像他们一样—直接放松、躺平？

他真的这么做了。他回到家，辞去工作—成为了过去两年要么辞职、要么降低工作投入程度的无数中国人的一分子。

所谓“躺平”的概念，指的是从无穷无尽的工作中脱离出来。这个运动在2021年兴起，很多人觉得自己为了在与同僚的竞争中占优而努力工作，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这一思潮的背景是中国劳动力市场的萎缩，这意味着年轻人如今面临着更多的压力和更长的工时，然后遭遇职业倦怠。

BBC中国媒体分析员凯利（Kerry Allen）说，人们现在还要面对新冠，感觉精疲力竭。“他们的的确确想要拿本书躺平，或者坐下来看看电视，而不是一直通过努力工作来保持动力。”

这意味着虽然新冠疫情可能正在消退，但这场躺平运动却没有停止。在中国社交媒体上，用户们发帖称，他们不想回到疫情前的状态，而且他们有信心去追求慢节奏的生活。

传统价值观在中国仍然非常重要—这意味着有能力拥有一所房子和生养小孩。可是，很多二三十岁的人担心，他们可能永远没有能力做到这些。比如那些独生子女们会强调，他们还需要照顾年老的父母，对很多人来说，房价也是越来越高不可攀了。

2019年，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马云因为推崇中国所谓的“996”长工时文化而受到批评—它指的是人们从早上9点工作到晚上9点，每周工作6天。

去年，中国最高法院和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将这一类操作列为非法。如果“996”工作模式仍是通往职业成功的必经之路，与此同时，或许一些年轻人选择全面退出也不足为奇。

人口趋势显示，年轻人身上的社会压力或将继续加剧。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OECD）预计，至2035年，将有20%的中国人口年龄在65岁以上，这将使得年轻人赡养上一代的压力更沉重。

杰夫因为担心受到抨击而不愿公开身份，他形容自己辞职和放弃在北京生活的决定是“对当下规则的一种无声抗议。当人们告诉你，你必须更努力学习和工作时，你可以不接受”。

这种代际张力并非中国独有。在欧美，经济学家也在描述一场“辞职潮”，数以百万计打工族退休、辞职或者拒绝他们认为无意义或者不值得的工作机会。所以，“躺平”是不是就是这些思潮的中国版？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院研究员罗伦·约翰斯顿博士说，这个潮流背后有不同的驱动力。

约翰斯顿认为，“躺平”文化背后存在着更长远的社会趋向。首先，有些从农村漂到北京或上海的年轻人，他们意识到“要想赚足够的钱买房子，或者与城里从小就会说英语和穿高档服饰的孩子相比，他们落后得有多远”。他解释说，这个群体现在或许在考虑回到老家，找一份收入较低的工作，留在家人身边。

另一方面，有一些更富裕、成功的父母所养育的孩子，他们没有“贫穷家庭出身的孩子那样有成大事的饥渴感”。

约翰斯顿认为，中国所谓的“虎妈虎爸”文化是又一个附加障碍。父母感觉到强大压力要帮助孩子成功，学校不足以满足这样的需求。他们觉得必须额外参加数学、中英文和音乐等辅导班，或是为了竞争激烈的考试做准备。

在父母的压力之下，杰夫后来找了另一份工作，不过新工作的要求要低得多，挣的钱也只有原来的一半。但他说，现在的灵活性要大得多，而他打算在可见的未来继续保持这样。“我在‘躺平’期间发现的很多爱好—滑雪、攀岩等，我都能继续保持。有时间做喜欢的事，我就非常满意了。”

（Ivana Davidov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