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帝国最著名的两位统治者，当属征服君士坦丁堡的穆罕默德二世，以及开创帝国极盛局面的“立法者”苏莱曼一世。但处于两人之间的塞利姆苏丹，同样是一代雄主。他从小并不是父亲最宠爱的儿子，镇守边陲十余年，最后公然率军与父亲兵戎相见，强夺君位。即位后，他大大扩张了帝国版图，夺取叙利亚、埃及，大破占据伊朗的萨法维王朝。同时，在奥斯曼帝国垄断东方商路的形势下，西方探险家与商人不得不努力开辟新航路，从而开启了地理大发现时代。

美国新锐历史学家阿兰·米哈伊尔（Alan Mikhail）的新作《奥斯曼之影》（God’s Shadow），以塞利姆苏丹（SelimⅠ）的生平为主轴，叙事节奏紧凑，同时结合了传统的中东史研究与全球史等新范式，是一部富有创新性与可读性的作品。土耳其作家、诺贝尔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将米哈伊尔赞为“一位非常有独创性的历史作家。”

从篡位者到世界征服者

1453年，奥斯曼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终于征服了屹立千年的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并将其改称伊斯坦布尔。27年后，他的孙子塞利姆降生。塞利姆的父亲是穆罕默德二世的长子巴耶济德（Bayezid Ⅱ），母亲居尔巴哈（Gülbahar）则是一名阿尔巴尼亚领主的女儿。阿尔巴尼亚位于欧洲东南部的巴尔干半岛，于15世纪初被奥斯曼帝国征服。当地领主经常怀着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希望，把女儿送给苏丹或王子做姬妾。

塞利姆是巴耶济德的第四个儿子，除了早逝的大哥，他与二哥、三哥都是王位的有力竞争者。当时，奥斯曼帝国尚无明确固定的王位继承制度，苏丹常常将王子派到地方做总督，镇守方域的同时锻炼军政能力，培养亲信班底。于是，苏丹去世后往往意味着王子争位乃至内战。

巴耶济德在统治前期就一直面对着弟弟杰姆的威胁。杰姆曾辗转于埃及、马耳他、法国各地，成为当地领主与奥斯曼帝国谈判的筹码。流亡海外多年，总算承认命运的杰姆向兄长投诚，只为回归乡土，却依然为巴耶济德猜忌，最终客死他乡。兄弟之情，凉薄如此。但是，塞利姆的苏丹之路要更加曲折，也更加血腥。

他并不是最受父亲宠爱的皇子，这一点从他镇守的区域就可见一斑。他的两个兄长受封的领地都距离都城不远，二哥艾哈迈德更是从小就列席国务会议，与重臣大将交往，一直是巴耶济德和国民眼中的非正式太子。相比之下，塞利姆被派到了小亚细亚东北部，黑海之滨的商贸重镇特拉布松（Trabzon）。

《奥斯曼之影：塞利姆的土耳其帝国与现代世界的形成》

特拉布松位于帝国的边陲，有着上千年的独立或半独立传统，直到1461年才被穆罕默德二世率领海陆大军讨平。这就是17岁的塞利姆面临的处境：一方面要管理国际贸易枢纽的千头万绪，软硬兼施地收服本地的世家大族；另一方面要时刻警惕千里之外的首都动向，培植自己的党羽爪牙，以便尽快在时机来到时夺取至尊之位。

在精明强干的母亲居尔巴哈辅佐下，塞利姆将特拉布松管理得井井有条。母子二人的统治哲学，是在中东地区有几千年流传历史的“公正之圈”（Circle of Justice）。其宗旨是：无军队则无权力，无金钱则无军队，无繁荣则无金钱，无公正与善政则无繁荣。这一理论暗示着权力寓于整体之中，穷兵黩武者与爱财如命者都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统治者。事实上，居尔巴哈比儿子更重视特拉布松，因为无论儿子有没有荣登大宝，她即便能保全性命，也必然会退出权力的前台。于是，特拉布松就是她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舞台。

塞利姆的眼界要更加宽广。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拉拢周边部落和争取近卫军的支持上。根据一份酬金支付档案，塞利姆手下有1770名领饷的亲军，他的父亲也不过有7000人。虽然看上去兵力悬殊，但巴耶济德是横跨亚欧两大洲的君主，而塞利姆名义上不过是东北边陲一城的总督。此外，塞利姆还大力远征帝国东方的邻国格鲁吉亚，镇压帝国心脏地区的叛乱。他以此在全国尤其是首都赢得勇武忠诚的名声，与懈怠公事的二哥和沉迷诗文的三哥形成鲜明的对照。

到了1511年，41岁的塞利姆率领军队启程，经过黑海北部的克里米亚半岛，从海路前往首都伊斯坦布尔。他的父亲和兄长都明白他是来抢班夺权的。巴耶济德与塞利姆分别率军在伊斯坦布尔以西约120公里处的乔尔卢（Çorlu）见面，料想中的大战并未实现，父子两人表面上达成虚假的协议。

塞利姆在随后爆发的战斗中被击败，仅率少量随从退回克里米亚。这时，他多年来在基层近卫军中积累的名望起到了作用。当年年底，在他的煽动下，近卫军在首都发动暴乱，逼迫巴耶济德放弃提前传位给艾哈迈德的计划。艾哈迈德则沉不住气，在小亚细亚内陆发动叛乱，塞利姆趁此机会进一步逼宫，巴耶济德只得将大权和君位交给了他从未中意过的四子。

塞利姆登基后不久，巴耶济德在去往隐居地的途中离奇死去，其余有竞争威胁的王子亦被迅速消灭。现在，新苏丹要考虑的主要就是外患了：东方的萨法维王朝和南方的马穆鲁克王朝。

萨法维王朝的统治者，是开国之君伊斯玛仪一世（Ismail Ⅰ）。伊斯玛仪一世从伊朗西北部的阿塞拜疆起兵，征服了今天的伊朗和伊拉克两国大部，甚至曾让莫卧儿帝国的开国皇帝巴布尔臣服。但面对土耳其的枪炮，萨法维王朝赖以立国的强悍骑兵一败涂地，连首都也被攻占。塞利姆的一位史官写道，战败的伊斯玛仪“时常喝到烂醉如泥，全然荒废了国政”。

紧接着，感受到威胁的马穆鲁克王朝，向塞利姆发起了挑战。马穆鲁克王朝盘踞埃及两百余年，当年连横扫世界的蒙古人都未能将其征服。王朝首都开罗是当时仅次于伊斯坦布尔的伊斯兰世界两大都市之一。1516年，塞利姆与马穆鲁克苏丹在叙利亚的达比克草原（Marj Dabiq）相遇，奥斯曼军队大破马穆鲁克军队，接着一面征服埃及的其余部分，一面乘战胜之威夺取包括圣城麦加在内的阿拉伯半岛。

4年后，塞利姆突然去世，死因至今未明，有人说是癌症，有人说是瘟疫，也有人说是毒杀。但无论如何，仅仅在位九年的塞利姆给儿子苏莱曼打下了一片广阔的疆土，奥斯曼帝国的盛世即将到来。

哥伦布与东方

阿兰·米哈伊尔一贯注重将新史学范式融入奥斯曼帝国研究中，这一点从之前的获奖著作《奥斯曼的树下：奥斯曼帝国、埃及与环境史》和《奥斯曼治下埃及的动物》中就可见一斑。《奥斯曼之影》也不例外。

书中浓墨重彩描绘了哥伦布等西方早期殖民者与东方世界的关联。正如纽约大学历史学教授格雷格·格兰丁（Greg Grandin）所说：“本书是一部令人惊叹的全球史作品。通过考察天主教徒控制的大西洋与穆斯林掌握的地中海之间漫长而纠结的互动，米哈伊尔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新方法来思考现代世界的起源。”

哥伦布早年生活在意大利西部的地中海沿岸城市热那亚。除了我们耳熟能详的《马可·波罗游记》以外，“锡沃拉七城”（Seven Cities of Cibola）的传说也深深吸引着小哥伦布。公元8世纪初，阿拉伯军队攻入西班牙，据说有七位主教率领民众，携带大量黄金到海外避难，每人建立了一座城市。几百年来，西方探险家们一直致力于寻找锡沃拉七城，尽管一无所获，却反而激发了更强的希望。哥伦布也不例外。

但与过去不同的是，塞利姆如今征服了从北非到埃及，从红海到阿拉伯海的土地。奥斯曼帝国几乎扼住了西方与印度、远东贸易的咽喉，大大压低了西方商人在地中海的利润空间。正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西方商人纷纷将目光转向了大西洋方向。

1476年，25岁的哥伦布第一次走出地中海。尽管此次航程只是从希腊的希俄斯岛运送乳香去英国，但也意外了解到了关于新世界的些许信息。他在爱尔兰的戈尔韦海滩上，发现了两名黄种人的尸体。他口中的契丹人就是中国人。

我们现在知道，这两人大概是美洲原住民，与中国毫无关系。但在500多年前的哥伦布看来，这便是西方探险可行性的明证。他在日志中写道：“我们看到的种种迹象表明，契丹人来自西方。”这正是1492年至1502年间，哥伦布四次横渡大西洋壮举的种子。

西方人与奥斯曼人的竞争与战争，也在新世界留下了印记。17世纪初的英国军人约翰·史密斯，曾在东欧与奥斯曼军队作战并被俘。后来，他成为了英国在北美的新英格兰殖民地的舰队司令，个人纹章上就有三个土耳其人头的图案，下面还写着他最喜欢的格言：Vincere est vivere（为征服而活）。

事实上，西方殖民者们对美洲原住民的一些看法，正是基于其对旧世界东方的认识。例如，有西班牙征服者信誓旦旦地宣称，自己在墨西哥看到了清真寺，还有穿着“摩尔人”衣服跳“摩尔人”舞蹈的印第安人。摩尔人是中世纪南欧地中海沿岸人民对阿拉伯人和北非柏柏尔人的称呼。更有甚者，西班牙人还说墨西哥受到了从太平洋方向来的土耳其人入侵。

这些误解固然有地理知识欠缺的因素，但也反映了东方世界在西方世界投下的长久阴影。正如阿兰·米哈伊尔所说：“只有理解了奥斯曼帝国在过去500年历史中扮演的角色，我们才有可能理解过去和今天的世界。在1492年，奥斯曼人站在已知世界的中心。奥斯曼帝国塑造了我们今天所知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