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6年至70年，圣城耶路撒冷发生了反抗罗马统治的暴动。

犹太民族在奋锐党人的率领下，揭竿而起，他们相信弥赛亚即将降临。战争是残酷的，在罗马军团的雷霆之击下，暴动者节节退败。革命的最后阶段，起义者内部自相残杀，血流成河。犹太人最后没等来弥赛亚，等来的是死神。罗马军队攻破城池，大开杀戒。

在犹太人数千年历史里，这场暴动是分水岭的大事件。

既反王权，也反暴民统治

短期内，犹太民族失去独立主权，臣服在罗马人的脚下。长远来看，左倾激进的革命分子遭淘汰，渐进改良、重视教育的温和派上位，犹太人的识字率水平大幅度提高。

由此，犹太人获得了经济优势。从罗马帝国到中世纪欧洲再到现代美国，犹太人几乎都是当地最富有的群体，罗斯柴尔德家族更是成为世界最有名的财团。

在商业之外，科学、艺术领域，犹太人都有杰出贡献。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中，有23%是犹太人；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中，有20%是犹太人。犹太人高素质的原因可以追溯到两千年前，今日犹太人的成功都是公元70年起义失败的意外结果。

旧犹太教体系的信仰中心在耶路撒冷圣殿，最重要的宗教活动必须在此举办，不可移到别处。尽管巴比伦、亚历山大港等其他城市的犹太人社区，繁华程度不亚于耶路撒冷，但无法抢夺圣城的荣耀。在虔诚信徒看来，耶路撒冷是尘世凡俗最接近天堂的地方。

当起义失败后，罗马人将耶路撒冷圣殿一把火烧成灰。犹太教面临信仰坍塌的危局，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梵蒂冈被敌人摧毁，天主教世界会何等震撼。

犹太内部的法利赛派展现出大无畏的乐观：征服者焚烧了我们的建筑，但没有焚烧我们的书。从今往后，宗教典籍《托拉》成为信仰体系的核心，人们阅读《托拉》来传承文明。

教育体系建立起来，每个犹太公会都设有宗教典籍研究院，院长享有丰厚的薪金，以保证心无旁骛投入钻研上帝的律法。有的院长一年到头除了从书房去祈祷室外，从不离开自己的房间，他夜以继日地伏案读书，专注于《托拉》的研究。

早在圣殿毁灭之前，法利赛派就以重视教育为特色。当时统治以色列的马加比王朝实行政教合一，王室既掌握了世俗之剑，又控制宗教资源。

强大的王权引起了部分犹太教学者的警惕，这些持不同政见者担忧教会丧失独立性，沦为统治者的装饰门面。这部分学者文士因为不与当权者同流合污，获得了法利赛的称呼，这个词在希伯来语意为分离派。

为了打破宗教资源的垄断，法利赛派把思想的种子传播到民间，向平民百姓教授知识。原本封闭在祭司圈子里的《托拉》，普通人也能阅读学习。一个人无论多么贫穷，多么卑贱，只要通晓《托拉》，便可成为真理的代言人，人人皆祭司的进取精神蓬勃生长。

法利赛派从道不从君，维护律法纯洁性，令统治阶级忌惮。不过，法利赛人是思想的激进派、行动上的稳健派。以社会下层农牧民为主的奋锐党人，民粹主义更加浓烈。在教义理论方面，双方相差无几；在政治活动上，奋锐党人比法利赛人要激进暴烈。

法利赛派的群众基础，是小本经营的商贩、工匠、农场主，也就是前现代社会的中产阶级。这个群体偏爱温和渐进的改良，具体措施如教书扫盲、捐款慈善、保护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

马加比王朝末年，国王的女婿希律（公元前47—前4年）谋朝篡位，沐猴而冠地称王。新君得位不正，进一步动摇了王权的神圣性。希律家族依附谄媚罗马人而起家，夺权后又不能有效控制臣民，政权被罗马废黜吞并。

公元66年，奋锐党人相信弥赛亚即将降临，揭竿而起。法利赛派领袖约翰兰·本·撒该是一名和平人士，不赞成使用武力，特别是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当革命爆发后，他预见到必败结局。为了保留民族生存的火种，他带着门徒和几车经书离开。包围耶路撒冷的罗马军队的统帅韦斯巴芗，网开一面，给了法利赛人一条生路。

起初，犹太贵族祭司们受到起义者裹挟，不情愿地加入叛乱，后来因为意志不坚定，被革命群众收押监禁。到后期，起义演化为暴民狂欢，奋锐党头目随心所欲地杀戮。

约翰兰如果不是及时跑路，可能会被打成妥协投降派，遭到奋锐党的清洗。犹太—罗马战争的结果是，极左的起义者和保守的统治阶级两败俱伤，奋锐党人被罗马军队剿灭，希律家族因为治国无能、镇压骚乱不力，连当傀儡都不合格，被罗马总督废黜。

公元 70 年，耶路撒冷的第二圣殿在第一次犹太罗马战争期间被罗马军队摧毁。

法利赛领导层成为最大赢家，得到了帝国代理人的身份，协助官吏收税，维持治安。而罗马总督不干预犹太人的内政，尊重犹太教习俗。

原本是旧制度下政治异见人士的法利赛派，终于获得自由。他们设定了任人唯贤的规则，犹太教权力机构的领导人，不是由权势和财富推选，而是由才学与品德推选。学者成为社区的顶梁柱，他们积极开设学校，为民族复兴大业打好基础。

文化改革促成商业成功

法利赛人之前的四五百年，以色列民间发生了一场近似白话文运动的文学改良，为日后教育的普及铺垫了道路。文化革新者用简单易写的线形文字，取代复杂的楔形文字；用平实朴素的口语语法，取代典雅精致的文士写作语法。

巴勒斯坦特拉扎依和坎底勒阿两个村镇，竖立有石灰岩巨柱。柱子上刻的祝福词、诅咒语和颂歌，显示出充沛的民间活力，跟官僚专用的文风截然不同，学者桑德斯称之为“土生土长的手工艺书体”。

两个村镇都位于天高皇帝远的偏僻地区，并非商业、军事和宗教活动的中心，显然文化革新运动已经下沉到基层。在耶路撒冷以西大约20英里的基色（Gezer），考古出土发现一本农用月历，也是“手工艺书体”。

考古资料验证了，在行政官员、祭司和宫廷之外，以色列下层民众日常能够接触文字。20世纪初，欧美学者发掘巴勒斯坦的拉吉遗迹，在要塞入口旁一间警卫室里，发现了写在泥板上的16封信。根据鉴定，信件的时间段在公元前588年左右。其中一封信的作者为基层士兵，名为霍沙亚胡（Hoshayahu）。

在巴比伦人进攻的前一天夜里，霍沙亚胡躲在要塞里，向上级汇报军情。军官约什居然不识字，要随从代为读写。霍沙亚胡得知后，大为震惊，奚落了尊敬的约什大人，并很自豪地写下这段话：“以上帝的名义起誓，从来也没有人为我读过信！每当我收到一封信……我都能一字一句地倒背如流！”

可见，识字运动在民间有所普及，连大头兵都会看书识字。另一方面，仍然有约什这样的军官保持大老粗作风，没接受过教育。

在前现代的农耕社会，大规模的识字普及不是桩易事。法利赛人因上帝的感召而办学，除了宗教热情，几乎没有别的动力驱使普通人从事义务工作。他们的宗教教学误打误撞，打开了本民族的财富上升通道。

或许按照现代的标准，宗教学校的课程内容狭窄，可是在两千年前的农业社会，一个孩子上得了学校，获得文字写作技能，在文盲面前就拥有了降维打击的优势。

读书对于农民的经济收益很小，而工商业需要阅读识字。做任何一门生意都要记账、商业通信，文盲是胜任不了的。如果是金融业，从业者还要擅长计算利率。没学过数学，高利贷都放不了。

在欧洲中世纪，城市的手工业行会，师傅通常要提供教育，徒弟每周两次去公证人或者教会那里学习认字和简单算数。跟目不识丁的放羊娃相比，工匠与商人子弟的受教育程度明显高出一截。

反过来看，工商业属于高成本、高回报行业。徒弟在学徒期其实充当了免费劳动力，以青春期的无偿工作，来换取未来光明的前途，学到包括识字在内的职业技能。因此，教育局限在城市，无法惠及到广大农牧民。

2020年8月24日，以色列莫迪因伊利特市的神学院里，极端正统派们戴着口罩在研读宗教典籍《托拉》。自从反抗罗马的起义失败后，宗教典籍《托拉》成为信仰体系的核心，人们阅读《托拉》来传承文明。

拥有读写技能的犹太人，更容易进入工商业。做贸易生意的收入回报远远超出种地，由此形成了一个循环：受过读写教学的犹太人从事工商业，赚到钱后，信徒又有足够的资金来回馈社区，维持学校运营，总体财富滚雪球一样壮大。当然，这个过程非常漫长，到公元3世纪左右，犹太人的教育体系才普及。

抵制罗马人的同化政策

刚开始，法利赛人办学起步艰难。教育改革的经济好处，不是立竿见影的。在农业社会，多数人一辈子在田野抡锄头，靠体力活吃饭，识字没多大用处。

法利赛人能够把义务教育推广下去，靠的是信仰。犹太人以上帝选民自居，并不服气罗马人的统治。法利赛派采用曲线救国的方案，假装服从外族，换取有限度自治。传承《托拉》是保持民族尊严的有效方法，学校的课程以《托拉》为核心。

法利赛人清楚地认识到，希腊罗马可怕的同化能力。比起武装推翻外邦统治，更紧急的是阻挡外邦的文化渗透。罗马的敌人或许能在战场上打胜一两场仗，但在文化霸权上几乎永远赢不了。

腓尼基人、高卢人、凯尔特人穿上元老的加托袍，学说拉丁语，祭拜朱庇特，他们甚至把老祖宗的姓氏都了，改用拉丁式。一心想归化罗马的腓尼基人，抛去本族的古老传统，头也不回。腓尼基文化的重镇迦太基，在亡国数百年后，已经忘了自己曾是罗马的死敌，认贼作父地臣服于对手。

公元66年犹太人起义的一大动机便是，希律家族和上流社会邯郸学步，模仿外邦，连祭司都不怎么遵守教规戒律。早在马加比王朝时期，统治阶级就已高度希腊化，这也是法利赛派不服从官方的原因之一。

从罗马政府的角度来看，这是全盘西化，拥抱文明的进步；从人民大众的角度来看，权贵们变成了假洋鬼子。奋锐党人暴力形式的反抗失败后，法利赛人明面合作，暗中抵制的反抗形式，成为可行性方案。

犹太教规矩礼仪执行更加严格，男丁行割礼，每个星期守安息日，饮食有诸多禁忌，非洁净不食。在希腊罗马文化的包围圈，圣经的子民保持了独有文化生活习惯，抬高了民族多元融合的门槛。

如果没有强烈的信仰，耶路撒冷很可能变成下一个迦太基。教育政策也是反罗马爱国主义的一部分，每个犹太儿童阅读典籍《托拉》，传承文脉，宗教考试是犹太人的成年礼。异教徒皈依犹太教，同样要阅读典籍。

旧体系皈依犹太教的路径，主要有三个：联姻，娶犹太老婆；集体改宗，弱小部落主动或者被动臣服马加比王朝，改换宗教信仰；当犹太人的奴隶，等干满一定年限，主人有可能以抛弃旧神、顺服上帝为条件释奴。

经过法利赛派的变革后，新信徒必须要通读一遍经书，接受神学考核，方可入门，贵族也不例外。学识是决定一个人在教团地位的首要因素，权势一文不值。法利赛人傲视王侯的精神，从马加比时期一直延续到罗马时期，法利赛派连以色列自己的王都不尊敬，更何况异族人的王。

犹太教把“沙门不敬王者”的原则贯彻到底，而基督教做了妥协。尽管原始基督教比犹太教激进数倍，基督教到了后期反倒要保守多了。最早的几批基督徒，敌视私有制、家庭伦理。虔诚的教徒不留个人财产，全部捐献；归信耶稣的子女，对多神教的父母视若仇人；发誓不婚的修士、修女，献身给教会，热情帮助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却对身边的亲人漠不关心。

通过无私的传教精神，福音传播到帝国的每一个角落。罗马政府机构遭到渗透，结果是，派去镇压清除教会的军队里面都混入了基督徒官兵。皇帝马克西米下达宗教迫害法令时，塞比安人军团抗命，官方处死6000名基督徒士兵，差点引发了一场哗变。

君士坦丁大帝尊奉耶稣，更接近于顺水推舟，承认既成事实，教会的力量已坐大，难以封禁。另一方面，这时候基督教身上的民粹激进色彩大为消退，王公贵族纷纷入教。识时务的基督教神学家，以叔孙通、公孙弘式的灵活态度与君王合作。

仅一代人的时间后，基督教就升格成为国教。在如日中天的罗马霸权下如何生存，犹太教的策略是打不过，就假装服从他；基督教的策略是打不过，就加入他。

基督教成为一个全民性的大众宗教，教会既吸纳了武士军人，又保护妇孺弱势群体，既接纳皇亲国戚，又吸引文盲贫农。各阶层从上到下，一网打尽。犹太教因为其特别发达的教育体系，工匠商人为主要信徒。

实现全民教育的犹太人，与其说是个民族，不如说更像是个社会阶层。新一代的犹太年轻人受教育，离开父辈的农田，在城市打拼扎根。久而久之，犹太人几乎全是工匠、商人，而那些仍旧从事农牧业的犹太家庭更容易脱教，融入到周围的基督教群体。

实际上，基督教原本就是犹太教的一个分支。最早的一批基督徒是认定耶稣为救世主的犹太庄稼汉，他们生活贫苦，居住在穷乡僻壤，而耶稣保证带世人脱离苦难。基督教在犹太社会内部遭到瓶颈，才转向其他民族传教。

某种程度上，基督教继承了不少以色列传统价值观，赞颂劳动，赞颂战争，政治光谱接近奋锐党人。而法利赛派已经中产化了，以经商赚钱为本业，完全不像是摩西、大卫王的子孙。

一个民族如何失去尚武精神

法利赛派教育普及之前的犹太人，处于传统的农耕社会，跟其他文明没有区别。根据罗马人的评价，犹太奴隶体格结实，性情朴实，跟其他民族的奴隶一样适合开挖矿山运河。

被罗马征服之前，希伯来文明的特征是强健阳刚、勇敢善战，经商和文艺反倒成就平平。那个时代的商人民族为腓尼基人，以色列人排不上号。

马加比王朝的建立者出生于祭司家族，他进行军事武装，凭借火与剑，打下了江山。宗教祭司阶层喜好用武力对外传教，迫于犹太教的霸权，巴勒斯坦周边部族纷纷称臣并且改信上帝，希律王就是来自以土买人的皈依家庭。

以色列人还向外国提供军事承包服务，这个民族习惯于当雇佣军，跟后来瑞士人习惯于当欧洲国家的雇佣军一样。埃及政府常年维持一支犹太士兵组成的特别队伍，战绩不俗。公元前153年，法老托勒密六世考虑借兵清剿内敌，专门会晤了马加比开国之君。马加比人是中东地区的常胜之师，以骁勇彪悍而著称，直至遇上了更加骁勇彪悍的罗马军团，他们老实起来，暂时臣服。

公元70年的大起义是以色列军事传统的绝响，奋锐党人虽然暴戾恣睢，但充满战斗精神，刚强不屈。祖先大卫王、马加比的血液在他们体内流淌沸腾。不仅巴勒斯坦地区，侨居埃及、巴比伦、塞浦路斯等地的犹太教徒也响应号召，罗马帝国的半壁江山战火纷飞。

输掉犹太—罗马战争后，起义者宁愿抛弃家乡耶路撒冷，也不当罗马皇帝的良民。萨珊帝国欢迎形形色色的流亡者，在两河流域，犹太教难民规模非常庞大，跟基督徒的人数加起来甚至超过了主体民族——信奉拜火教波斯人。在波斯罗马的争霸战中，犹太流亡者多次协助萨珊军队，攻打城镇，其勇敢与残暴令波斯人都敬畏三分。

罗马士兵接纳基督教，也正是因为其尚武特质。《旧约》里的上帝杀伐决断、战无不胜，他给埃及降下十大灾祸，帮助大卫王、所罗门开疆拓土。早在使徒时代，零星的士兵抛弃多神教，皈依基督教；镇压教会最强硬的皇帝之一戴克里先在位期间，基督徒战士仍然在增加，构成帝国西班牙兵团的主力；东西罗马分立之际，教会已经在军方根基稳固。

基督化程度最深之一的“霹雳兵团”作战勇敢，屡屡在多瑙河流域打败日耳曼部落，声威赫赫。君士坦丁大帝停止前任迫害教会的政策，也是受人劝说，基督教可增强军队的凝聚力，将士们把上帝当作一尊战神来祭拜。

罗马军民信奉的基督教，仿佛是奋锐党人信仰的变体，只不过抛弃了犹太民族的特有习惯如饮食禁忌和割礼等。希伯来的军国主义灵魂，经过改造，注入到敌人罗马的躯壳内，历史的进程总是出人意料。

经过法利赛派改造的犹太教，跟旧时代的犹太教，外观看上去完全不同。一代又一代的新犹太人，抛弃了祖先的生活方式，逐渐从战斗民族变为经商读书的民族，从肌肉发达变成了头脑发达。

犹太人变成世人熟悉的样子，擅长经营贸易放贷，天生的商人。根据考古发现，犹太教团在帝国的分布点，跟罗马城到粮仓埃及的贸易路线完全重合，也就是说，他们运营着地中海世界头号商业航线，犹太人在首都罗马的第一个立足点正是码头。罗马出产了大量犹太精英人才，耶稣的弟子、使徒保罗也是出生在罗马。到后期，犹太人几乎变为城市化的民族。

还有少数零散的犹太教社区过着男耕女织的乡村生活，这些社区没经历过法利赛派的改革，经济实力不足，很容易脱教，融入周围群体，丧失民族认同感。

并非犹太人天生头脑灵活，擅长经营，而是那些种地、不经商的犹太人不再当犹太人了。这就是，犹太人为什么是商人民族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