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办督查室发布《关于河北省霸州市出现大面积大规模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问题的督查情况通报》，引起舆论普遍关注。据通报，霸州市为弥补财力紧张及不合理支出等产生的缺口，顶风违规，严重违反党中央、国务院的政策要求，出台非税收入考核办法，向下辖乡镇等下达非税收入任务，进行运动式执法，导致大面积大规模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问题，引发企业和民众强烈不满。

通报显示，2021年10月1日—12月6日，霸州市15个乡镇入库和未入库罚没收入6718.37万元，是1-9月罚没收入（596.59万元）的11倍，涉及企业和个体工商户2547家，平均每家罚款、收费2.64万元。其中，11月份，13个乡镇当月入库罚没收入竟达4729.57万元，是1—9月月均罚没收入的80倍。从督查情况看，霸州市此次行动逐利特征明显，或没有任何理由和手续就伸手向企业收费；或对企业集中开展逐利式乱检查乱罚款；或盲目提出超高任务向村街企业乱摊派。

通报措辞很是严厉——“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我行我素，顶风违规”；“对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督查后，霸州市表示，已积极组织整改，到12月16日，霸州市已向2200家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退款5472.82万元，并启动了问责程序。

霸州无视中央政策法规，在短时间内如此大规模地逐利性、运动性执法，确实过于“霸道”了，令人震惊。不过将此事解释为地方政府的一时任性，不足以看清这一事件背后的复杂之处。

财政收入包括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一旦经济下行，税收收入必然会减少。2021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指出，经济正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然而，各地的财政支出大部分是必须支出的，一旦减缩，可能会引发其他的民生与社会问题。面对这种财政缺口，过去大多数地方政府或依靠土地财政，或通过发行地方债来弥补财政的不足。如今房地产发展势头大幅减弱，导致卖地收入锐减，各地地方债务也越来越高，财政部2021年12月的会议还强调“要坚决遏制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当这些增收渠道都不再通畅时，非税收入中的罚没收入就成为一些地方政府的惯性选择。

中国对地方政府非税收入收缴的改革，始自2002年7月的试点。2004年，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加强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通知》，首次界定了非税收入概念，对加强非税收入管理提出了要求。此后，非税收入被逐步认可，开始对非税收入全口径预算管理。有报道显示，到2007年中国行政收费各类规定有7600多项。2012年开始，开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对非税收入的清理，不少行政事业性收费被取消。由于当时处于经济上行期，财政收入和市场的增速都很快，即使取消了不少行政收费，地方财政困难也不算激烈。如今则是经济下行期，财政与市场的日子都不好过了，而原先的那些收费项目又都被清理了，霸州等地于是就只能用乱罚款、乱摊派、无理由收费的方式，来弥补财政的亏空。

霸州事件，可视为当下一些地方政府的缩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某些欠发达地区基层财政的真实状态。一边是财政支出逐年增加，一边又没有新的经济增长点，经济持续低迷，在多重压力之下，地方官员难免要饮鸩止渴、竭泽而渔。如某位社会学家所言，数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已让大量地方官员养成了发展型、扩张型的社会与经济管理模式，每年制定的财政预算也是扩张式的，一旦遭遇经济下行，扩张型的思维惯性势必难以扭转过来，如古人常说的“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通报对这些行为的危害认知得非常深刻，并一针见血地指了出来，这些乱作为“严重侵害了广大中小微企业的切身利益，严重破坏了当地营商环境，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政府信用可谓社会信用和市场经济的基础，无论市场行为、政府行为还是社会合作，讲信用都是做出行为的前提。只有保持政策与法律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才能谈得上政府信用。政府本身就是社会“游戏规则”制定者，如果自己带头破坏规则，势必让民众和企业对未来无法做出明确的预期。而企业家和民众如果对未来无法预期时，也可能选择不讲信用，这样将会导致全社会的信用丧失。市场经济，说到底是一种信用经济，如果政府失去了公信力，将会彻底损害整个社会的信用基础，市场经济的前景肯定堪忧。这也是最让中央政府担心的状况，所以通报一连用了“四个严重”来指其危害，认为“性质十分恶劣，教训十分深刻”，警示各地政府绝不能再蹈“霸州覆辙”，要求各地政府“不得与民争利、扰民渔利，不得侵害企业合法权益”。

各地政府需真正领会总理所说的“过紧日子”的必要性，彻底改变过去扩张型社会与经济的管理模式，真正减少地方财政人员的供养数量，大力紧缩各类财政补贴，大幅度减少非急需非刚性支出，才能抑制住用各种方式从企业和社会“摄取”财富的冲动。否则的话，地方政府等于在亲手毁坏改革开放40多年培育起的民营经济基础，那将会对市场经济造成无法弥补的损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