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内地媒体《新华每日电讯》报道，近期上海-苏州-杭州经历了一场局地散发疫情，11月25日发现确诊病例，11月27日下午涉疫相关区域逐步恢复正常，三天两夜从“闭环”到“解封”，三地“以快制快”，用最短时间、最小代价打赢了一场疫情“遭遇战”。但是，在杭州并未调整风险等级的情况下，国内多地陆续把杭州定为中高风险地区，浙江一些地方也在收紧防控政策。有地区表示暂不接待杭州市西湖区人员，有地区发布进港通知“杭州市西湖区人员落地集中隔离”，更有在外出差的杭州市民无法入住酒店，被迫“流落街头”。

针对这种情况，浙江省防控办相关负责人在疫情新闻发布会上“特作说明”：杭州是全域低风险地区，全省各地不得对来自杭州市的人员采取“层层加码”的管控措施，不得擅自出台“非必要不离市”等限制措施，已推行的不当举措应立即纠正。有评论认为，面对全球疫情和复杂的外部环境，中国在统筹平衡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上已探索出有效路径，各地应注重采取灵活的政策，提升对新冠疫情的防控能力。在常态化防疫过程中，各地政府“不得层层加码”，这是考验地方政府担当作为的“必答题”。

疫情防控已近两年，大陆新冠疫苗全程接种率已达76.8%，没想到“层层加码”的现象竟然愈演愈烈。前些日子，钟南山院士在某论坛上也明确表示，“层层加码”的过度管控，造成群众生活上、工作上、思想上的混乱，不利于政策的落地执行，认为“有责任有担当的媒体，需要提出制止，以正乱象”。

早在2021年2月，国家卫健委官员就一再强调，精准防控、科学防控至关重要，并称“层层加码”就是懒政，希望各地尽可能减少对民众的影响。有些地方还曾公开征集线索查办“层层加码”，对“层层加码”进行严肃问责和处理。

为何“层层加码”现象屡禁不止？值得研究。检索“层层加码”一词的出处，发现此词出现的历史不长，出自彭德怀1959年3月14日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说，“有些指标逐级提高，层层加码，把本来需要几年或者十几年才能达到的要求，变成一年或者几个月就要做到的指标。”可见，“层层加码”在“大跃进”中已成常态，以至于出现了后来的“吃饭不要钱”“亩产万斤”等乱象，最终导致1960年后的三年困难时期。彭德怀认识到，要纠正这种“层层加码”难度极大，信中写道，“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证明了的。”

所谓“层层加码”，就是执行政策时不顾现实情况和要求，每经过一个权力层级就增加一部分砝码，逐级添加新内容或新要求，到基层真正执行时，民众就会觉得不堪重负、苦不堪言。盘点疫情期间的“层层加码”，可谓花样繁多，有动辄搞全员检测的，有短短一个月内全员搞了十多次核酸检测的，有限制“有病例县市的人和车辆”进入的，有随意关停商铺的，有对外地人员随意隔离的，有随意封门封楼封小区的……总之，只要某地出现一例病患，该地的外出人员就可能陷入“人人喊打”的境地。

这类行为看似严格，其实是对政策的断章取义；看似作为，实则属于懒政、躲责。这些地方官员，往往认为一拒了之、一隔了之最简单，不分析具体情况，盲目地按最高要求顶格管理，于是，标准演化为“高标准”，高标准演化为“超标准”。这恰恰暴露出这些地方官员对科学、精准防疫的误解，等于在无端制造与激化社会矛盾——无原则地“用力过猛”，必然会让原本常态化的政策离了谱，使疫情防控极可能陷入令人担忧的恶性循环。

“层层加码”与考核的机械化也有关系。有些部门或地方政府喜欢搞量化考核，一旦量化当然是“量”越大越好，原本只需隔离几百人的零星疫情，非得隔离数万人才能显出工作力度与领导力度，显出本层级的态度和决心，也有利于转嫁风险和责任——出了问题，自己不会成为众矢之的——至于基层人员怎么执行，是不是承担了远超其职权的责任，并不比向上邀功重要。这类做法已成为当下某些执政官员表现政绩的路径依赖。

内地已有了近两年的应对疫情经验，实施科学与精准防控的措施已很成熟，完全没有必要再搞“层层加码”。像上海-苏州-杭州这次就处理得很好，没有对局域经济和百姓生活造成大规模影响。

“层层加码”看似为了民众安全，但在民众眼中，极可能视为权力滥用，这反而会导致民众对社会未来的担忧。制定与疫情相关的政策时，一定要与民众有对话机制，让民意能畅通地表达，从而消除各种误解，引导民众形成合理的社会预期。两年疫情给社会经济和百姓生活带来的冲击是很大的，人心焦虑，缺乏安全感，任何微小的事件都可能成为引爆社会冲突的导火索。因此，疫情防控的相关政策也应日益完备，只有让各级权力在法律的框架下活动，才能让身处疫情重压下的民众真正体会到社会的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