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周，为了自杀，你的准备行动完成得怎么样？”“你最近一周主动尝试自杀的愿望程度如何？”“你已着手写自杀遗言了吗？”“你希望外力结束自己生命，即‘有被动自杀愿望’的程度如何？”这些骇人的题目，是近日上海长宁区给多所中小学生做的心理调查问卷的内容。据说该问卷有近40道题与自杀有关。问卷的备选答案，还描述了具体自杀步骤，甚至包括对孩子诱导性极强的“收集药片、刀片”等内容，引发家长强烈不安。

问卷抄自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阿伦·贝克编制的《Beck 自杀意念量表》，本是针对有自杀风险的病人时，医生面对面做询问和评估用的，并不适合作为对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的测试问卷。上海这种大都市的中小学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可见当下的中小学教育与管理人员，对如何测评与管理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多么陌生。难怪11月19日，长宁区教育局要公开致歉。

长宁区教育部门对学生做此项心理调查，与今年7月，教育部办公厅下发《关于加强学生心理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有关。通知要求，县级教育部门要设立或依托相关专业机构，牵头组织区域内中小学开展心理健康测评工作，每年面向小学高年级、初中、高中开展一次心理健康测评。今年10月，教育部对政协《关于进一步落实青少年抑郁症防治措施的提案》进行了答复，明确要求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内容，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档案，评估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对测评结果异常的学生给予重点关注。同时期望医疗卫生机构加大对抑郁症防治科普力度，提升公众对抑郁症的认识，减少偏见与歧视。

教育部今年特别重视学生心理健康与青少年抑郁症防治，与当下青少年心理疾病高发有关。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数据显示，2020年青少年的抑郁检出率为24.6%，其中，轻度抑郁的检出率为17.2%，高出2009年0.4个百分点，重度抑郁为7.4%，与2009年保持一致。非心理专业或教育行业的人很难想象，如今青少年竟然近4人里就有1人有抑郁倾向，而且这一高比例已持续10年了。该研究团队认为，青少年出现大范围的心理问题，与来自学校和父母的压力有关，也与青少年睡眠严重不足有关。只有46.4%的青少年，在上学日每晚可睡足8小时及以上。

前些日子，江苏启东市有三名11岁女生从5楼坠楼，舆论哗然，所有看到新闻的学生家长都感到震惊和担忧。虽然目前不知是何原因，但肯定与心理问题或对生命的认知有关。有媒体报道郑州红十字会水上义务救援队队员徐世海，去年因自己17岁儿子的意外自杀，开始长期潜伏于一些青少年的“约死群”，了解到很多孩子在发生了一些对他们来说“很严重”的事情时，往往会有轻生的念头，认为父母、老师帮不了自己，想要改写人生，只有自杀、让生命重来。孩子这时也会发出一些微弱的求助信息，但往往被父母或老师当成了青春期的叛逆和任性而忽略了。有媒体引用北医儿童发展中心所发布的《中国儿童自杀报告》数据称，中国每年约有10万名青少年死于自杀。安定医院郑毅教授团队发表过一份“中国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的研究，数据显示，儿童青少年整体精神障碍流行率为17.5%，包括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焦虑障碍等。

疫情之后，联合国儿童发展基金会也发表报告提醒各国，新冠疫情正在加剧全球儿童和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美国儿科学会、美国儿童和青少年精神病学学会以及儿童医院协会近日警告说，疫情导致的恐惧、悲伤、不确定性和孤立，已引发了美国青年心理健康的全国紧急状态。他们代表 77,000 多名医生和 200 多家儿童医院表示，青少年已面临重大的心理健康挑战。美国医疗机构的统计显示，与2019年初相比，今年初12至17岁女孩中疑似与自杀未遂相关的急诊室就诊次数增加了 50%。

美国医疗协会的这个提醒，对世界各国皆有警示价值。儿童与青少年的命运，是国家和民族在未来的命运，保护和关爱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可以说也是教育与治理国家的核心。首先政府需打破各种制度障碍，让所有的孩子都能在父母身边接受教育，让务工人员和子女能自然地融入所在城市，这对解决青少年心理问题极为重要。再大的城市问题、环境问题，也没有这些孩子的心理问题重要。

其次，需加大对儿童心理及精神科医生的培养与储备。教育部规定每一所中小学都要有心理健康老师，但目前极少有专业老师，多为兼职老师。有统计显示，中国近5000万儿童青少年因罹患精神障碍需要专业治疗，然而中国儿童精神科医生不足500人。这意味着大约每10万名患儿才配备一名专业医生，而且医生多分布在一二线城市。儿科医生少，儿童精神科医生更少，专门的精神科儿童病房少之更少。政府财政需真正增加对这个教育与医疗领域资源的投入，才能担负起保障国家未来的重任。

从目前青少年1/4的抑郁倾向看，这确实不是一家一户的问题，它已恶化为与每个人相关的重大社会问题。保障青少年心理健康，需要全社会共同关注。

警钟已经敲响，一切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