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中缅印战区，最知名的空运航线无疑是 “驼峰航线”。这条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的冰川峡谷，倒映着无数坠机残骸的空中通道，为支援战时中国、反抗日本法西斯侵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然而在中国战场上，却有一条从大后方成、渝地区出发，暗夜里穿过被敌封锁的广袤国土，落地于东南秘密机场的空中航线。鲜为人知的是，这条航线的缘起，是因为中国航空公司的一次“绝地反击”。

渝港航班连接后方，无辜客机惨遭毒手

微凉的海风吹散了笼罩在维多利亚港湾的薄雾，跃出海面的红日将郁郁葱葱的群山染上了金色，港岛的居民们迎来了又一个夏日的清晨。抗战全面爆发已经一年，相比内地战场的惨烈厮杀，除了偶尔举行的防空演习，这块英国殖民地几乎感觉不到战争的存在。

但对中国航空公司而言，过去的1937年，无疑是惊涛骇浪的：上海基地沦陷，主力航线停航、美方人员分撤香港与马尼拉，刚刚盈利的生意被迫停顿。泛美代表、高级副总裁比克斯比，又与空军出身的总经理林伟成就是否参与军方运输一事互不相让、争吵不休……

1937年，上海龙华机场，中航DC-2机队。

当主管中国业务的中航美方副董事长邦德结束休假回到香港时，他震惊发现，此前一直充当“陪跑”角色的中德合资欧亚航空，在总经理李景枞的绝对领导下，除了将业务重心转移到汉口，迅速填补了中航停摆造成的市场空缺，甚至率先开通了昆明至越南河内的国际航班。因此，抓紧开办一条连接战时首都重庆与国际港口香港的空运干线，成为摆在中航面前的首要任务。

为扳回局面，邦德积极招募离职的美方员工重返中航服务，并且将当时广受好评的DC-2大型客机投入运营。

位于九龙湾一侧的香港启德机场，一早就喧闹了起来。中航32号机，位列当天首批出港。这是中航购入的第三架DC-2，被命名为“桂林”号，三个月前加入渝港线正班飞行。客舱内，交通银行董事长胡筠、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徐新六、中央银行机要科主任王宇楣等政商名流安然就座。最兴奋者当属四岁的小乘客、川军司令熊克武的外孙李德林，这是出生在国外的他首次和父母返渝拜见外公。

驾驶舱内，32岁的美籍机长休·吴士和中国籍副驾驶刘崇佺，已经完成起飞检查单的最后一项。此刻，螺旋桨拍打着夏日的空气，发出有节奏的嗡嗡声，油气混合比与桨叶转速均处于理想状态。刘轻推油门杆，两具750马力莱特旋风式引擎由低鸣转为怒吼，金属原色的“桂林”号在充当跑道的草坪上加速滑行，尾轮离地，接着整架飞机腾空而起。

当地面景物渐渐消逝在视野中时，随机报务员罗昭明拍发了首条启程信息：1938年8月24日上午8点04分。如果一切顺利，该机将在5个小时后落地重庆珊瑚坝机场，然后前往目的地成都。

起飞约20分钟，“桂林”号以6000英尺高度进入内地领空，飞向此行首站——梧州。吴士忽然注意到风挡玻璃的右侧远方出现了一群小型飞机的身影。从机身挂载的浮筒判断，它们属于日本海军！吴士相信日本军人是不会攻击一架无武装且标识明显的民航客机，但他还是决定掉头并爬高至8000英尺，重回香港空域。几分钟后，他认为日机已远遁，于是回转西北方向。

再入内地时，吴士看到了他终生难忘的一幕：盘旋多时的5架九五式水上侦巡机编队正从11000英尺高空向DC-2的机尾扑去。他本能地推杆做大角度俯冲，试图向云团里躲避。然而一梭子弹竟直接打坏了驾驶舱仪表板,接着一阵弹雨袭来，这次的目标则是机翼。客舱里早已一片混乱，所有人都惊恐地趴在地板上，等待着悲剧降临。

吴士和刘崇佺一边摇摆机身躲避子弹，一边盘旋下降寻找迫降场地。受伤的“桂林”号拉着黑烟掠过一段田埂，最终栽倒在中山县张家边的珠江支流里。尾随的日机如嗜血饿狼般轮番撕咬，直到把落水的客机打成马蜂窝状！全机除了吴士、罗昭明与乘客楼兆念侥幸逃生，其余14人包括两位幼童均当场罹难。

面对中外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以及新闻电影里遇难者遗体因浸泡多日而肿胀变形的镜头，日本当局始终辩称该机“形迹可疑”才导致了后来的悲剧。另一方面，虽然中航属于中美合资，但此事没有美国公民丧生，故美国政府采取了甚至比“班乃岛”号炮艇被炸一事更低调的立场。驻日大使格鲁于8月26日赴外务省表达抗议，国务卿赫尔要求日方“采取有效措施”避免继续发生悲剧。

随着时间流逝，舆论的焦点逐渐转移到正如火如荼进行的武汉保卫战和希特勒对苏台德地区的觊觎。而在巨大的现实利益面前，欧亚航空率先于9月初恢复了因“桂林号事件”而停航的香港至内地航线。结果日方故伎重演，9月5日、6日，两架欧亚JU-52型客机遭到日军机尾随、射击而迫降。

不过，香港出发的航班始终一票难求。欧亚航空只能调整策略，将进出香港的航班改为夜间落地。中航亦紧随其后，于10月9日宣布全面恢复重庆往返香港的夜间航班。

借道港岛潜入孤岛，客货并举维系空运

1939年8月初的一天，零点刚过，一架中航DC-2客机从重庆珊瑚坝江心机场悄然升空，飞向770英里外的香港。驾驶舱里的机组人员正密切关注着德律风根无线电测向仪收到的导航信号，以保证飞机维持正确的航向。

客舱内，军统原天津站站长陈恭澍凝视着舷窗外夜幕笼罩的大地。武汉、广州均告失守，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出走投敌，抗战前途似乎愈发暗淡。雪上加霜，由于原区长王天木、助理书记陈第容被捕变节，代理区长赵理君被迫藏匿，军统上海区各工作正陷入停顿。陈此次奉戴笠之命飞往香港，转乘外国邮轮潜入“孤岛”上海，将负责重建机构，对日伪汉奸实施“制裁”。

被炸断右翼的中航“峨眉”号。

借由香港转沪，是当时后方人士进入敌占区的常用交通方式。抗战军兴，敌寇不仅对我国进行残酷的军事与经济侵略，文物典籍的掠夺也趋白热化。江浙人文渊薮之地相继沦陷，大批无力世守的藏书家们变卖祖产谋生。1940年1月，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主任蒋复璁就以同样方式只身飞港赴沪，冒险搜购古籍，抢救了大批民族文化遗产。

除了“渝港线”，中国航空公司还经营着重庆经停昆明至河内和仰光的国际航线。这三条国际航线为中航带来了年增长约35%的可观利润。尤其在德国入侵波兰后，受港英当局制裁，欧亚航空的渝港航线被迫停航。1941年7月，纳粹当局承认汪伪政权，中德断交，中国政府宣布废止欧亚航运合同。中航至此几乎垄断了空运市场。1940年9月16日，中航还使用一批二手的“康道尔”CT-32型双翼运输机，开辟了南雄至香港的货运航线，从南雄运输钨矿石和锡块至香港出口，运进国际邮包、红十字物资与四大银行在国外印制的钞票。

由于日军封锁海面，航材补充困难，1940年间，中航只剩4架DC-2、1架“史汀生式”与“福特式”客机，6架“康道尔”和若干水上飞机支撑危局。就是这支规模不大的机队，维持着当时中国最重要的空中客货交通，使退守后方的中国政府得以继续在国际舞台上发声亮相。

1941年2月7日，应驻美代表宋子文邀请，罗斯福总统的行政助理居里由香港搭乘中航夜班机抵重庆，对战时中国经济、政治状况考察。随后，著名作家海明威携新婚妻子盖尔·霍恩由美到达香港，辗转飞往广东省政府临时驻地韶关，接着去桂林、重庆，并亲赴抗日最前线视察。

最大的威胁，始终来自制空权丧失时期敌机对我民航机的肆意攻击。1940年10月29日，中航39号机（“重庆”号）在云南霑益上空被袭。与“桂林”号的遭遇如出一辙，日机反复对已迫降的客机实施扫射，机长沃尔特·肯特、女空乘鲁美英、中航职员黄琦及乘客6名遇难。而这架“重庆”号正是由原“桂林”号机体修复翻新而来。

机械故障，甚至华南复杂多变的天气，亦对飞行造成危险。1941年9月22日凌晨，货班返航的陈文宽驾驶着DC-2正向启德机场降落，但飞机似乎越飞越高，于是他决定收小油门前推驾驶杆，奇怪的是飞机反而加速抬头，空速远超正常落地的110英里。随着油门收光，DC-2慢慢停止了爬升，仅维持了两秒，它就像“撞墙”一般发生失速，颤抖着砸进跑道尽头的酱菜园里。受伤昏迷的陈文宽记忆里最后一幕，是大幅度向反方向指去的空速表指针……航委会与中航一致认定是机组操作失误导致坠机，但直到四十多年后达美航空191航班空难，人们才真正领教这种被称为“航路杀手”的风切变现象的可怕威力。

在那个极度困难的战争岁月，人的创造力也被发挥到极致。1941年5月，一架新入役中航渝港线的DC-3型客机“峨眉”号在叙府机场被日机炸断右翼。机务部门暂时没有DC-3备份机翼，只好将一段较小的DC-2的机翼加挂在DC-2翼下，由香港空运至当地更换。在飞行员斯威特精湛的操作下，这架左右机翼不对称的“DC-2 1/2”居然搭载了一飞机乘客摇摇晃晃飞回香港基地大修，一时轰动舆论。

香港沦陷全线中止，空运中队东南投款

1941年12月8日，清晨时分，当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美军基地的消息传到香港不久，由广州白云机场出发的日本陆航第45飞行队便对香港展开蓄谋已久的空袭行动。12架川崎九八式轻型轰炸机和36架中岛九七式攻击机，低飞直扑启德机场。驻场的英国皇家空军牛羚式双翼鱼雷攻击机甚至来不及升空就被击中燃烧。

“桂林”号客机打捞作业。

停机坪上露天停放的多架中航与欧亚的民航客、货机，以及系泊在机场南面海域中的泛美航空“香港飞剪”号水上飞机亦被同时摧毁。在接下来的几天，中航幸存的2架DC-3与1架DC-2在香港、南雄与重庆之间往返飞行16架次，将滞留在港的名流贵族、政府要员275人撤到后方，其中包括宋霭龄母女。宋氏到达重庆时，围观的人群误将当班美籍机长查尔斯·夏普的两只宠物狗当做宋所有，引发了当时报刊上有关宋霭龄一行居然带洋狗撤退的风波。

12月12日，九龙失陷，日军进占启德机场，重庆至香港、香港至南雄航线全面停航。30日，中航宣布开辟重庆经昆明至腊戍至吉大港与加尔各答的航线。此后其业务重点转移至“驼峰航线”。而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对美英正式宣战，驻上海的日军部队终于跨过苏州河，进入南岸的公共租界。“孤岛”陷落，意味着昔日借道香港乘坐外国邮轮进入上海，然后潜入敌占区的这条通道也不复存在。深入敌后的方式，又回归到了传统的水、陆“驿运”。

此时除了重要城市、铁路沿线，华东地区仍然有大量的山地与乡村没有被日军侵占，维持当地抗日力量的运作保持与后方的联系，成为国民政府航委会亟待解决的问题。1942年3月10日，中国空军第一路司令部副司令丁炎亲自驾机从重庆前往浙江衢县秘密机场，试图沿着当年徐焕升机组飞日实施“人道远征”的航路开辟大后方至浙江沿海的航线。可惜该机在返航途中不幸撞山失事。彼时因为美援尚未到位，中国空军专司空运的“空军空运队”正处于人心涣散、飞机损失殆尽的低迷状态。

“驼峰空运”开始后，中国战区的空中运输几乎全部依靠驻华美军实施。当年7月，蒋介石以战区盟军最高统帅的名义，下令租借法案中拨给中航的运输机转拨两架给航委会。中航美国员工竟在参谋长史迪威暗中支持下予以回绝，令蒋大为不快。经过蒋当面与二次访华的居里交涉，美方终于同意另拨两架C-53军用运输机至航委会。航委会亦成立航行训练班，抽调欧亚航空公司留德飞行员、蒋介石首位中国籍专机机长林大纲任总教练，为空军培训空运人才。

技术人员在检查打捞出水的“桂林”号发动机。

两架C-53被命名为“昆仑”号与“天山”号。入空军空运队服役伊始，便执飞以兰州为基地、北至新疆的“西北航线”以及东临苏鲁、大别山地区为敌后抗日游击队空投军饷。当年11月1日，“天山”号执行完毕为苏鲁战区于学忠部空投任务，返回兰州时，因机场无照明指示而失事，人机俱毁。一个月后，中国空军首位留美进修空运专业的飞行军官衣复恩，驾驶一架C-47运输机独自飞越大西洋、非亚大陆和“驼峰航线”，万里归国。

这架空运队的新机被命名为“大西洋”号，它的首个任务就是接替“天山”号赴大别山空投游击队急需的薪饷。出发当天，农民银行将投放所用钞票打包好，送成都凤凰山机场装机。飞机在深夜秘密起飞，经南郑、安康，进入湖北沦陷区后向大别山区飞去。

目标地——立煌县（今金寨县）城墙四角各安放马灯一盏，机组发现后立即盘旋低飞，地面人员听见机声后在城外一处空地燃起火堆指示空投位置。硕大的C-47在夜空中往返四五趟，才能将近百包钞票投送完毕。这种空投方式，虽比昔日使用小型双翼侦察机时后座机员直接将装款麻包掷向地面部队要先进许多。但为了准确辨认地标，运输机必须在月光明亮时执行任务，这无疑增加了自身暴露的可能。尤其面对日机拦截时，无武装且机体庞大的运输机只能一路绕飞、躲避。

穿越封锁飞向赣州，胜利前夕改航长汀

除了为敌后抗日武装投款，“大西洋”号的另一项紧急任务，是开辟成渝后方至江西赣州的东南航线。南昌失守，江西省政府迁往太和县。此时的赣州已然成为连接浙、闽、湘、粤四省的战略要地与东南战场大后方。主政于此的，正是江西省第四区行政督导专员兼保安司令蒋经国。

为此，“大西洋”号机组做了精心准备：机长衣复恩找来湘赣地区历史气象资料，研判沿途雷雨出现的规律与分布，并结合多份地形详图拟定最佳飞行方案。1943年5月10日，“大西洋”号从成都飞抵芷江前进基地。晚八时许，再从芷江起飞向东飞越衡阳，按计划将在衡阳以北穿越粤汉铁路，然后折向东南直插赣州。那天夜空无云、气流平稳，机组人员在一轮圆月下俯瞰着机窗外不时划过的稀疏村落与零星灯火，飞过郁郁苍苍的罗霄山脉，赣县机场的跑道灯火已经遥遥在望。

首航告捷，这条航线遂成为空运队在抗战后期的主力航线之一。随着美援C-47运输机分批到位，该队每月往返赣州约十架次左右，所有飞行机组都飞过该线。

时任蒋介石机要电信员的王正元先生，曾回忆1944年秋某次随蒋经国飞赴赣州的情景。早七时整从曾家岩侍从室出发，一行十二人赴重庆白市驿机场登机。接近晌午时抵达芷江机场休息，半夜十二点，再次启程。当飞机起飞后，随行的侍卫官蒋祥庆才宣布此行将前往赣州。继续东飞一个多小时，遥见地面有灯火，蒋祥庆告知“前方灯火处即是衡阳”。王正元心中一怔，原来翼下就是死守孤城四十七天最终陷落的衡阳城！刹那间，全城漆黑一片，而飞机亦关闭机内外所有灯光。接着就看见地面上升起数十道银白色光柱，将夜空映照得如白昼一样透亮，随后朵朵火花在飞机前后炸开……久居机关未临战阵的王正元被机舱外忽然爆炸的刺眼光亮晃得短暂失明，只觉得心脏就要随着机身剧烈颠簸跳出口腔，意识也渐渐模糊。不知过了多久，被人狠狠捅了一拳，告知“衡阳过了”才发现自己浑身衣裤已经被冷汗浸透。而蒋经国却神色如常，不时俯瞰地面，扫视众人。终于，飞机在朝霞满天中安然落地。王后来得知，衡阳失陷后，蒋介石曾计划赴东南巡视军民。此行乃是“打前站”，后来基于安全考虑，蒋介石没有成行。

这条东南航线的开辟，使得大后方的人员物资、军需补给源源不断地通过赣州输送前方。三年间，空运队执飞赣州航线三百多架次，直到1945年2月坐镇赣南的蒋经国乘坐“大西洋”号撤离，赣州沦陷，才将航线的终点改为福建长汀。

长汀机场位于闽西武夷山腹地，周围群山环绕，易守难攻。该机场始建于1934年冬，抗战期间两次扩建后筑有一条长1500米花岗岩石跑道。豫湘桂战役大溃败后，长汀机场成为国统区在东南沿海唯一可用的空军基地。因为该地驻有美军第14航空队，所以长汀往返芷江以及成、渝等后方的空运补给，此前多由美军运输机执行。鲜为人知的是，因为军统和美国海军合办的中美合作所在漳州华安设有秘密基地，因此美国海军陆战队的C-46运输机也常由昆明飞抵。

抗战时期C-47运输机舱内布局，乘客面对面坐在伞兵座椅上。

1945年8月13日，一架空运队汪正中机组执飞的C-47运输机在芷江落地。舱门打开，出现了军政部长陈诚的身影。陈此行将前往长汀机场与美国海军代表秘密会晤，商定美军在中国沿海登陆的有关事宜。为保证部长的绝对安全，空军决定委派驻芷江的五大队大队长郑松亭驾驶P-51野马式战斗机全程护航。

陈诚下机后召集空军人员训话，却大谈空军待遇过高，他将加以废止。在场的郑松亭等人面面相觑，但作为下级，他还是和僚机安全周密地完成了护航任务。次日，陈搭乘的C-47率先启程返航，紧随其后的郑松亭也赶紧加速升空，座机发动机突然传来阵阵异响，螺旋桨也停止转动。郑立即收起机轮使用机腹蹭地迫降，巨大的冲击力瞬间将四叶桨叶全部打弯。

原来是地勤人员未将燃油彻底过滤，引起发动机爆发不顺。P-51更换桨叶后继续出发。但这几天的经历令他久久不能释怀，此时前方湘江江面上居然出现了3艘日军运兵船，他总算找到了发泄情绪的机会。“野马”翻转机身呼啸着俯冲下去，机翼6挺12.7毫米机枪喷出愤怒的火舌，两个“派司”就将日船全部葬送。当晚回到基地，他在众人的欢呼雀跃声中才得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