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大选中的“默克尔一代”
2021/10/25 | 特约撰稿 张梦圆 (发自德国柏林) | 收藏本文
摘要:默克尔上任时苹果手机还没有问世,如今智能手机不离身的德国年轻人热衷于跟随社交媒体上的网红或意见领袖讨论政治话题。
今年9月26日举行的德国大选中虽然再无安格拉·默克尔的身影,但这位叱咤政坛十六载的女总理已将她的政治遗产牢牢镌刻在一代德国人乃至欧洲人的心中。
“默克尔一代”指的是那些从出生或记事起就在默克尔执政时期内的德国年轻人,他们的童年与德国拥抱全球化的进程相平行,见证了这个欧洲工业大国经济繁荣发展和文化愈加多元,自由穿梭在更加一体化的欧盟国家之间。他们每年和父母在电视机前收看默克尔的新年献词,很难想象国家换一副面孔统治会是何种模样。
面对一连串国际危机时,多亏“Mutti”(德语妈妈,德国人对默克尔的昵称)的庇荫,让他们远离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年轻人失业率居欧洲国家第二低位,仅高于荷兰。父辈积累的财富让他们可以无忧地追逐梦想,默克尔任内推行的最低工资和失业保障等福利政策,也给他们搭建起一个安全网。
但如今,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并不想把手中的选票投给默克尔所在的保守派政党基民盟。默克尔上任时的2005年,苹果手机还没有问世,如今智能手机不离身的年轻人热衷于跟随社交媒体上的网红或意见领袖讨论政治话题。他们与父母的价值观分道扬镳,不再把追逐事业成功看作人生的首要目标,更关注社会公平和气候生态话题,对于后默克尔时代德国该往何处去与父辈们有着截然不同的见解。
人生被重置的“格蕾塔一代”
默克尔当选总理那年,德国女孩梦娜(Mona)只有8岁,自她有记忆起默克尔就一直是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女人,这在民主国家中是非常独特的生活体验。今年24岁的她是第二次行使选举权,对德国即将选出一位新总理感到紧张又兴奋。
她已经通过函选的方式投出选票,即先向社区申请选票再通过邮局邮寄,因为9月26日当天她正在上海的酒店隔离。
梦娜原计划2020年到中国大学进行交换学习,但被新冠疫情打乱,只能通过网课学习中文。经过漫长且充满不确定性的等待后,她终于获得一个赴华实习的机会。
在德国,16岁至26岁这一代年轻人也被唤作“格蕾塔(Greta Thunberg)一代”,这是因为在2019年9月,由格蕾塔发起的“星期五气候大罢课”行动调动起他们巨大的参政热情。
格蕾塔是一位18岁的瑞典女孩,她从15岁起就特立独行,以罢课、抗议等行动为全球变暖等议题疾呼,成为气候议题上的代表人物,也被公众称为“环保女孩”,还曾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2019年度风云人物。
但随着疫情的到来,这一群体的人生仿佛被按下暂停键,居家隔离使他们不得不远离校园社交和初入职场历练,忍受德国如笑话般的数字化基建,在疫苗接种顺序上排在末尾,对社会防疫措施也没有丝毫发言权。可以说,他们也是人生被重置的一代。
梦娜觉得默克尔言出必行,总体而言对她颇有好感。比如今年夏天德国西部遭受洪灾,默克尔去灾区视察,承诺自己会再回受灾地区查看恢复情况,几周后果然说到做到。梦娜第一次参加2017年联邦议院选举时,出于对默克尔的信任,没有太多犹豫便将选票投给了联盟党。
但在过去的一年半中,梦娜认为默克尔在处理新冠疫情时犯下许多错误,政府的防疫决策也总是改来改去。
另一个不满意的方面则是气候政策——梦娜不同意人们称默克尔为“气候总理”,因为其领导的大联合政府在气候变化议题上做得不够多也不够快。“如果未来的政府能由一个截然不同的政党引领,会比基民盟和其他保守政党做得更好。”梦娜对《凤凰周刊》说,“我不认为这些保守党清楚我们现在的处境。”
2021年8月21日,社民党总理候选人奥拉夫·肖尔茨在媒体前摆出菱形手势,被认为在模仿默克尔。
今年大选中,六大主要政党除右翼选择党之外,都在竞选纲领中承诺加速德国减排以应对气候变化,似乎任何一个新联盟组合都会比现任政府更环保。
公众对于气候行动的呼吁推动各政党争相表态。比如联盟党承诺德国将在2045年实现碳中和,比欧盟的目标提前了五年;左翼党比联盟党更进一步,希望德国在2035年实现碳中和;绿党则希望在20年内实现碳中和。
宏大目标都是相似的,但实现路径各有各的想法。绿党和左翼党都希望将巴黎气候协定设立的目标写入德国宪法,并对所有法律进行筛查,确保与环境目标相符。社民党的总理候选人奥拉夫·肖尔茨说,将与欧洲和七国集团(G7)合作,推动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加入国际气候俱乐部,在全球范围内协调气候措施。
但梦娜认为,传统政党的绿色章程并不具备说服力,特别是在实施层面仍然畏手畏脚。她个人青睐绿党提出的能源奖金计划,即从给二氧化碳定价中获得的收入按人头公平返还给公民一部分,这不但可以补偿那些选择低碳生活方式的人,也能让低收入家庭感受到所谓的公平转型。
气候和能源成为最热议题
从选举前的民调来看,环境气候和能源转型问题超过新冠疫情,成为德国选民最关心的话题。不过,这种空前关注并没有给高举气候旗帜的绿党带来直接利好。绿党在今年4月宣布推举40岁的安娜莱娜·贝尔伯克为总理候选人时曾引发热议,支持率一度冲至第一,但民调在近几周遭遇腰斩,回落至第三位。
德国的选举制度是选政党而非选人,总理候选人的个人魅力只是选民考量的一部分因素,人们更在意政党的竞选章程是否新颖且靠谱。只有在全国范围拿下5%选票的政党才有资格进入议会填补议员席位,并最终通过投票选出总理。
这一制度虽然技术环节复杂,但能保证政局稳定,避免选举结果受到那些巧舌如簧、过分迎合民意的候选人的影响。这也是默克尔能实现16年政坛常青的制度因素。
为德国政坛刮来改变新风的绿党虽在气候政策上有优势积累,但在更广层面的经济发展议题上很难服众。表面上,人们将绿党民调下滑怪罪到贝尔伯克简历掺水和著作引用不当的小错误上,实质是对这个年轻候选人所代表的政党的不信任。绿党极难破解的谜题是,虽然大多数德国人口头支持气候行动,却并不愿让气候保护措施波及到个人的钱袋子。
绿党提出在2030年前淘汰内燃机汽车,不仅伤害到这个汽车制造大国盘根错节的商业利益,消费者也对这种半强迫的政策提议不买账。另一方面,绿党希望放宽德国宪法中对于借款的限制(即债务刹车机制),为公共基础设施投入千亿欧元资金。这在一向财务保守的德国人看来过分大胆,且没有经过足够的深思熟虑。
债务刹车是德国政府用来平衡预算的一种方式,简单来说是让公共预算不能有结构性赤字,或者说极少赤字。由于德国经济受到疫情的打击,绿党希望政府进行大规模财政投资刺激经济、扩大赤字,这与保守派政党“计划多少花多少”的思路是冲突的。
联盟党的总理候选人阿明·拉舍特在选前也犯下一连串“Patzer(德语愚蠢的错误)”,比如在视察灾区时被媒体拍到不妥大笑,他愚钝陈腐、欠缺共情能力的形象也与基民盟当下的党派形象相呼应。在年轻选民心中,基民盟犹如一位蛮横独断的父亲,总是斥责晚辈太天真,但自己却远远够不上完美。
“大伙儿,这他妈是什么?”——YouTube播主雷佐(Rezo)在其发布的《基民盟的毁灭》三部曲系列视频的终结篇《腐败》中反问道。这段43分钟的视频在大选前一周发布,抨击基民盟议员在疫情期间收受口罩订单回扣丑闻,已获得百万浏览量,并冲上德国推特热搜。
这个将莫西干头染成湛蓝色的29岁网红并不简单,他在德国年轻人中拥有一呼百应的号召力,各平台粉丝订阅都在百万以上。他因在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前一周发布抨击基民盟的视频而一战成名,当时他就呼吁年轻人不要给默克尔的大联合政府投票,因为其气候变化政策并不令人满意。
不过,德国人口变化注定今年大选是对年轻人不公平的一届选举。据联邦统计局数据,今年约有6040万德国人有资格投票,比2017年的6170万降低不少——因为这四年期间死亡的选民比到达投票年龄的选民数量要多。30岁以下年轻选民人数进一步缩减,而60岁至69岁“婴儿潮”一代人及他们的子女(30岁至39岁)人数大幅增加。
事实上,德国养老金领取者(约2100万)比40岁以下选民人数(约1733万)还多,因此中老年选民会在诸多代际分歧议题上“挟持”年轻人的利益。他们更在意眼下能否收到足够的养老金,而没那么关心几十年后的气候灾害。
“实际上,会有足够的钱用在那些缺钱的领域,比如护理和养老金。”一个女孩在雷佐的视频下评论说,“而腐败的政客们仍宁愿把钱花在破烂上。”
“红袜子运动”的回归
在竞选活动的冲刺关头,出现了“黑(基民盟)绿(绿党)相争、红党(社民党)得利”的奇特结果。
疫情前被认为已沦落至二流政党的中左建制派社民党,民调异军突起,超越了基民盟。与贝尔伯克积极挑战默克尔的策略不同,社民党狡猾地将肖尔茨打造为“默克尔二世”的形象——他不但高调模仿默克尔的标志性菱形手势,还在竞选口号中说“Er kann Kanzlerin(意为他可以成为总理,但‘总理’一词用了阴性表示女总理)”。
这种形象碰瓷遭到默克尔本人的否定,她直言,两人没有任何共同点。肖尔茨对重大结构性问题避而不谈,作为财政部长的他对债务刹车没有清晰的立场,也不是气候政策的积极推动者。他在默克尔的万丈光芒下显得黯淡,社民党在前几届大联合政府中处处妥协,最终被逼到基本盘差不多丢尽的角落里。
2020年9月25日,德国首都柏林,一名年轻示威者在勃兰登堡门前举着标语牌,参加“星期五气候大罢课”示威游行活动。
不过在德国大选中,其间也许会有零星的激动人心的火花,最终多半会回归到稳健——或者说无聊上来。肖尔茨的没有个性在选民眼中就是最稳妥的个性,特别是那些对默克尔执政风格产生严重依赖心理的中产阶级选民们。变革?变革什么?他们仿佛稍稍动了一下心,但很快就回到现实中来。
或许因此,大选前最后两周,联盟党撤换了大街小巷的竞选标语,使出最后一招“杀手锏”——渲染“红色恐慌”。
它提醒选民,选择社民党的后果就是三个左翼政党联合组阁的可能性增加,即社民党带领绿党和前身为东德共产党的左翼党组成“红红绿”政府。届时,德国社会方方面面将大幅掉头左转,在气候变化、税收分配、公共投资等议题上变得更加激进。这一下击中了许多选民求稳的命门。
早在1994年,联盟党就使用过这一宣传策略,时任基民盟秘书长在竞选海报上挂上红袜子,并写上标语:“走向未来,但不是在红袜子上!”
可以说,“红袜子运动”在今年大选冲刺阶段重演,拉舍特不断警告左翼政府的社会危害。默克尔也选在此时发声,说自己任总理期间不会允许左翼党参与政府联盟,而肖尔茨仍未明确表态拒绝左翼党。
到了大选前夜,民调机构阿伦斯巴赫研究所(Allensbach Institute)发现,有近四成德国选民仍不知该把选票投给哪个党。
而根据选举委员会9月27日公布的初步结果,德国社民党得票率为25.7%,联盟党得票率为24.1%。社民党击败了联盟党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如果社民党能成功主导完成下届联邦政府组阁谈判,社民党籍总理候选人肖尔茨将成为下届总理。
由于没有主要政党得票率接近30%,德国可能出现战后首个三党联合政府,这在近几十年德国政治史上非常罕见。要知道,2017年大选结果出炉后,联盟党和社民党花了整整六个月才达成联盟协议,鉴于今年大选更加扑朔迷离,更艰难的联盟重头戏还在后面。
能让德国民众感到慰藉的是,默克尔会在组阁谈判时期“照看”政府,甚至会在2022年新年夜进行最后一次电视讲话。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认为,政治家应该具备责任感、分寸感和务实的激情,没有人比默克尔更贴近这个描述,这也是一代德国人会怀念她的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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