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译者，一字一句地读完全书本是最基本的职责，但《战争艺术史》于我不仅仅是一份工作。自从中学时期开始读已停刊的杂志书《战争史研究》以来，我一直有心探究以军事和战争为枢纽的社会世界，而《战争艺术史》正是目前我遇到的最奇妙的一段缘分。

在我翻译过的所有书里，在我阅读过的所有军事史乃至历史著作中，《战争艺术史》都是独具一格的存在：它向我提出了窥探一场智识冒险的挑战，而我欣然应战。

考据推理剧：揭穿凯撒的诡言

第一卷第七篇第二章《赫尔维蒂战役》的第一句话是：“我们假定读者熟悉《凯撒战记》中对赫尔维蒂战役的描述……”换句话说，在开始阅读本章之前，请你先至少浏览《高卢战记》的第一章。事实上，这是德尔布吕克对读者提出的一贯要求。他讲查理曼，直接从当时供养一名合格的武士需要的资源讲起；他讲日耳曼尼库斯，一上来就考辨塔西佗留下的记载；他讲古斯塔夫·阿道夫，只字看不到他除了军事家身份以外的任何记述。

看到这样的写法，许多读者或许会打起了退堂鼓：这就是一本枯燥的学术书吧，有什么好看的呢？

作为译者，看到《赫尔维蒂战役》开头的那句话时，我心里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先听德尔布吕克的话，把“前置文本”看了。因为在翻译先前章节的过程中，我已经完全确信德尔布吕克在这段警示语之后肯定会拿出不得了的东西。或者说，我已经知道，德尔布吕克既有鲲鹏视下的恢弘气象，又有尘埃野马的考证功力，逍遥游于宇宙之间，一部真正的“普遍史”（universal history）就应该是这样的吧。回到赫尔维蒂战役，德尔布吕克果然没有让我失望，层层推进，直至揭晓时，耳边仿佛响起了“真相只有一个”。

在提出德尔布吕克的推理之前，首先简述一下凯撒给出的版本。

赫尔维蒂人生活在今天的瑞士和德国西南部，南边是阿尔卑斯山和罗马共和国，西边依次是塞夸尼人，再往西是埃杜伊人。赫尔维蒂人意图称霸高卢，准备先带上全族老少，抛弃故土，征服埃杜伊人以西、濒临大西洋的塞农人，然后从那里收服高卢各部。赫尔维蒂人试图向南通过阿尔卑斯山山口，经过罗马行省西去。凯撒得知消息后，匆忙构筑防线，将他们挡了回去。于是，赫尔维蒂人改走北路，一路烧杀抢掠，引起了诸部落的恐惧怨恨，埃杜伊人邀请凯撒率大军讨伐赫尔维蒂人。凯撒欣然从命，在埃杜伊部东侧的索恩河将其击败，赫尔维蒂人遂准备北返。随后凯撒向西去往埃杜伊部首府布拉卡特，赫尔维蒂人掉头追击，结果在当地被凯撒击败。

简言之，野心勃勃的侵略者赫尔维蒂人被高卢人民的保护者凯撒打败。这正是凯撒征服高卢的起点。德尔布吕克首先抛出了一个问题：赫尔维蒂人果真是全族出征高卢吗？

这是一个数量问题。凯撒给出了一个数字：36.8万人。于是，德尔布吕克估计了这样大的兵力所需的给养数量，以及运输这些给养所需的车队长度，再考虑到当时的路况只能允许单车通行，这样就能估算出赫尔维蒂人的最大行进速度：每天7公里左右。然而，按照凯撒的记载，赫尔维蒂人用15天走完了索恩河渡口到布拉卡特的路程（直线距离100到115公里），所以每日行军路程应在8到11公里左右。这两个数字完全是错开的。由此得出一个结论：赫尔维蒂人不可能有36.8万人，或者说，赫尔维蒂人并非全族老幼妇孺一起出动。

德尔布吕克在全书中做了许多这样的“算术题”：根据土地出产力推算希波战争时期的希腊城邦人口与军队规模；根据人的跑走速度推算马拉松会战中激战的发生地点；根据部落地域面积和人口密度大致估算民族大迁徙期间蛮族“大军”的实际人数……这种“客观”方法是对古代史料准确性欠缺的应对手段。

打个比方，《三国演义》里说赤壁之战中的曹军有83万大军，史学家A认为太多，应该只有一半也就是40万，史学家B认为40万还是太多，应该再折算一半是20万才对——可靠性是要高得多的。这种方法在崇尚“定量”的当代学界或许不足为奇，但在当时的军事史学界是相当先锋的做法。以至于一名德国步兵上将在书评中写道，《战争艺术史》“结束了军事史写作缺乏专业性的时代”。

论证完了赫尔维蒂人的兵力问题，德尔布吕克又借助最新的古代高卢道路研究成果，讨论了赫尔维蒂人初次受阻后的路线问题，继而得出结论：赫尔维蒂人的目的地未必是凯撒所说的塞农。他还指出了凯撒叙事中遗漏的一个重大背景信息：高卢人当时受到了一位霸主的压迫，也就是凯撒随后会讲到的日耳曼军阀阿里奥维斯塔，而且这位军阀的根据地正是埃杜伊人和塞夸尼人的地盘。

根据上述线索，德尔布吕克提出了一个大胆而扎实的可能性：赫尔维蒂人是被埃杜伊人中主张高卢自主的一派请来，联合起来对抗阿里奥维斯塔的。而凯撒的目标是率领罗马大军击败阿里奥维斯塔，成为新的高卢之主，因此自然不许高卢人自己解放自己。于是，凯撒在《战记》中极力掩饰赫尔维蒂人的真实目的，甚至将其抹黑为侵略者。

这就涉及到了《战争艺术史》在考证功夫之外的另一面：宽广的视野。

政治框架下的战争艺术史

德尔布吕克在提出了这幅“即使不可确证，至少胜在不无可能、可以理解的图景”之后表示：我们不得不超越军事史本身，更深入地探讨真正的政治面向……运用《凯撒战记》为史料时必须多加小心。

克劳塞维茨有一句名言，“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德尔布吕克强调军事与政治的“勾连”也并非意外：在某种意义上，他是从史学的角度延续了克劳塞维茨未竟的事业，为克氏的军事哲学提供了军事史学的支撑。事实上，本书最初的德文版书名正是“政治框架下的战争艺术史”。

当然，德尔布吕克所说的“政治”范围是很广的，用今天的话说，至少涵盖了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的内容。比如，第二卷《蛮族入侵》的第一章是“早期日耳曼民族”，用简短的篇幅勾勒了与罗马帝国作战的日耳曼人的生活图景：社会的基本单元是“百户”，居则同耕，出则同战，百户长平时管理，战时统率；遇到大事，人民会推选出酋长，率领大军出征；酋长借此积累财富，蓄养私兵或者叫扈从。

接着，第二章“日耳曼战士”，在第一章的基础上说明了日耳曼人军事力量的来源：除了蛮荒生活锻炼出的个人勇武以外，亲近共同生活结成的信任纽带也让他们能够迅速聚散，但难以像罗马军团那样形成宽大整齐的正面。

同时，他还对所谓的“楔形阵”做了一番精彩的考证：日耳曼人的楔形阵果真是像某些作者设想的那样是三角形吗？事实上，楔形阵很可能只是多个正面较窄的小阵。只是因为每个小阵与罗马人的大方阵接触时，前排侧面的士兵缺乏掩护，于是倾向于后退，所以形成了中间突出的“楔形”。换言之，楔形并非有意的布置，而是自然形成的形状。

这种解释模式是可以推广的。比如，为什么日耳曼人在对抗罗马人时战绩卓著，而日耳曼人的后代法兰克人面对维京人时却不堪一击？我们常常容易从“民族性”的角度去考虑：因为罗马人在与日耳曼人对抗时堕落了，法兰克人后来也堕落了。但是，德尔布吕克宁愿从社会形态与政治结构的角度去考察。法兰克人发展到9世纪，原始的百户（氏族）早已瓦解，大部分自由民变成了和当初的罗马人一样的农民，而发展成国王以下的各级贵族依赖少数精锐扈从，也就是后来的骑士。骑士随主人散居各地，征召迟缓，事罢还要回家。在保持了原始氏族结构、来去如风、了无牵挂的维京人面前，法兰克人自然左支右绌。

上述内容涉及到贯穿全书的一条线索：军纪。除此之外，书中还潜藏着多条或明或暗的脉络，比如消耗战与歼灭战。这一战略之争，从第二次布匿战争一直讲到拿破仑之前的欧洲近代军队，尤其是结合腓特烈大帝的经历进行了专门的论述。

德尔布吕克的手段是非常丰富的，除了以上提到的以外，还有大量文献考据、语源追溯、实地勘察、心理考察等。他的论证风格总是正面突破，不会用叙事手法和空洞议论加以掩盖。因此，在翻译——同时也是精读——的过程中，我总是猜不透他的考据能细致到什么程度，也猜不透他的眼界能开阔到什么程度。对于一个有智识上的好奇心和勇气的读者来说，不论他之前是否对战争或军事有专门的兴趣或了解，大概都能从阅读《战争艺术史》中获得极大满足的体验。

德尔布吕克的眼光恰如庄子笔下的大鹏。乘着现代史学发展的东风，扶摇直上，俯瞰野马尘埃，“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