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出台后，引发海内外舆论多番热议。大多数人都把这份全面改革的路线图，视为中共10多年来最具理想抱负、涉及领域最宽的一份改革计划书。它议题之广、亮点之多，几乎涉及每个民众的命运，关系中国未来的走向，对整个世界进程也必然会产生影响。《决定》虽议题广泛，但基本出发点却非常明显，就是进一步推进公平正义在全社会的实现，“公平”一词在文中出现20次之多，与民众的普遍期待正相呼应，广东一项调查显示，近六成的民众期待“加强社会公平正义”，是位列榜首的愿望。这不仅是当下社会各阶层的“最大公约数”之一，也是能集结最广泛的社会力量进行全面改革、突破困境的关键。

对此前一直无法实现公平竞争的国企与民企，《决定》提出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明确要求“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如此鲜明地提出对不同经济主体要公平对待，显然对完善市场经济大有助益；对一直同权不同价的城乡土地，《决定》也明确提出“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这种以公平的产权与收益为基础的土地改革，显然可更好地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对一直困扰中国社会发展的城乡二元结构，《决定》从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及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等多方面，提出了解决方案。这将有望促进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形成，让更多的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此外，《决定》在民众关心的收入分配、机会平等、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多方面，都有制度改革的设计，鲜明地表明了立场：“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从《决定》可看出，中共高层期望实现的社会公平，将会深入到社会生活每一个层面，从市场领域经济产权的“公”、“私”平等，到社会领域的人权平等，而这一切都有赖于法律领域的司法公正，《决定》同样明确对司法体制改革的深化，并承诺：“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司法公正可说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基，而《决定》表示要“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的制度”。有了良好的政治与社会环境，司法公正必将顺理成章地实现。

中共高层之所以格外重视社会的公平正义，很重要的原因是，只有保证了社会的公平正义，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才能有更大的成长空间。如今一些既得利益阶层，对一切可能改变利益结构的举措，都会用各种方式抵制，其结果已严重影响到社会活力。《决定》的公布，无疑是新一届领导人在向那些想固化利益结构的阶层与公众宣示他们对治理社会的坚定信心，将把实现所有社会领域里的公平正义作为国家决策的最高目标，为所有人提供公平的社会规则与法律环境。如果说十八届三中全会前的30多年，全社会目标是把“蛋糕”做大，那么对于未来10年来说，如何把“做大的蛋糕”分好，从“效率”优先转向“公平”优先将是重中之重。

虽然执政党通过《决定》明确了政府在推进社会公平正义方面的责任，但如何在实际工作中推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同样有漫长的路要走。因为政治、社会和经济工程的实施，即使有了明确的顶层设计，也无法像土木工程那样，按图施工就能得到完美的结果。因为一旦改革，就会触动一些人的利益；有时民众也会因为缺乏长远目光，本能地抵制一些对现实影响较大的改革措施。这就需要中共高层与各级政府，在探索、实施具体的改革路径时，必须根据本区域的实际情况，随时随地作出相应调整，思维与行为都不能僵化。

在制定一项政策时，既要考虑到经济利润和效率，也要精确计算它可能给民众个体带来的失业、痛苦等等社会代价，同时还要注意决策中可能存在的漏洞，防止在推进社会公平的过程中，造成新的特殊利益集团或新的社会不公。比如国企改革，要提防在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的流失，被新的利益阶层通过各种隐蔽的方式瓜分。再如农村土地流转，也要提防基层官员与商人联手大量侵吞农民的利益，最终让农民不仅利益受损，还失去了家园。这些可能的漏洞不事先堵上，就极可能给社会造成巨大风险。这方面，我们已有太多的教训，如今的医疗、教育，包括国企之所以问题重重，就与上一轮改革对各种负面效果和社会代价估计不足有关。

可以肯定的是，社会公平正义并不是那些西方发达国家才能享有的专利品，而是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中应有之义，只有把它作为考察改革是否成功的标尺，中国社会的发展超越瓶颈期困境才有可能。《决定》的发布，可以说在制度构建上迈出了奠定基础的一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新对未来中国充满了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