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写美国知识分子到写美国社会议题，笔者获得一个深刻印象，即美国人在争取民主自由的同时，也争取平等，甚或可以说，在他们心目中，平等更为重要。

美国人民历来参与的一场场社会运动、一次次政治斗争，在这些运动和斗争之后政府所采取的一个个措施、制定的一项项法律，大多是为了平等：政治平等、法律平等、种族平等、经济平等、机会平等、性别平等、宗教平等。美国历史几乎就是追求平等的历史。英国有一名学者写美国历史，其专著的题目就是《美国平等的历程》。事实上，一个社会也只有有了平等，人们才能享受各种民主自由权利。

若问今天的美国社会平等吗？美国人会说：平等，也不平等。他们意识到，平等是相对的，一个社会不可能绝对平等，美国公民在很多方面确实很平等，但如今社会上的不平等现象仍然比比皆是。令人欣慰的是，有识人士、社会改革家们一直在探讨、努力，要促使这个社会更平等，让全体人民拥有各种平等权利。平等，至今仍是美国社会的奋斗目标。

不平等，必然会引起反抗

《独立宣言》早就宣布：人人生而平等，平等是所有的人与生俱来的价值和尊严；平等既是人类在自然状态下的自然产物，也是人的后天理性作用的结果；平等是天赋的不可转让的权利，这种天赋的平等权利，其内容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以及享有自己劳动成果的权利和反抗压迫的权利。

但宣言并非现实，宣言的实现要靠实践，实践总会付出代价。美国在实践《独立宣言》过程中曾遇到许多挫折、失败，有人为之而受罪、牺牲。最近美国人纪念马丁路德·金发表《我有一个梦想》演说50周年，他的梦想就是“美国所有种族平等、自由地生活在一起的未来”，演讲者却因这个合理的梦想而倒在种族主义分子的枪下。

读读过去的一些文字，我们就可以知道，许多美国人曾生活在极不平等的环境中，饱受歧视、凌辱。

黑人作家詹姆斯·鲍德温在新泽西工厂打工时，工厂自助餐厅不接待黑人，新泽西所有的酒吧、饭馆、滚木球场和公寓都不向黑人开放。他写道：“我总是被迫离去，或者默默地走开，或是互相咒骂一顿。我很快成了臭名昭著的人，孩子们在我经过时在我背后发出咯咯地笑声，他们的家长或者悄悄耳语，或者大声嚷嚷——他们真把我当成一个疯子。”

他曾为基督教布道，可终于发出疑问：“如果上帝的爱如此伟大，如果他爱所有的孩子，那么为什么我们黑人被抛弃得那么远？为什么？”

妇女选举权运动领袖苏珊·安东尼，一个正直、坚毅的女子，曾因带领一些妇人去投票选举而被逮捕，被捕时给戴上手铐，后在法庭上受审。安东尼据理力争，声明她是根据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去投票的，这条修正案规定“任何美国公民，不论何种肤色，均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投票选举就是每个公民的政治权利，而法庭却强词夺理说，该修正案并没有给妇女选举权。她被判违法、有罪，罚款100美元。

安东尼在日记中写道：“历史上从未有过这种最蛮横的判决的记录！我们在听证之前已经被定罪，审讯只是一场闹剧而已。”

美国历史上有许多不平等现象的记载：工人被不同对待，受剥削、压迫，就因为他们是劳动者；黑人被不同对待，被歧视、虐待，就因为他们的皮肤是黑色的；妇女被不同对待，被轻视、侮辱，就因为她们是女人。这种不平等，必然会引起反抗。工人运动、民权运动、选举权运动和女权运动因此而风起云涌、波澜壮阔，这才先后会有保障公民权利的各条宪法修正案、各项法律问世，也只有用这些法律、通过法制才能保障社会的平等、公平和正义。

从“机会均等”到“结果平等”

自从有了旨在保障公民平等权利的《宪法修正案》第13、14、15、19、24条，有了1914年《反托拉斯法》，1964年《民权法》，1965年《选举法》，1968年《公平住房法》，等等，美国社会才逐渐变得平等：工人有了工会，有了八小时工作制，有了最低工资标准；黑人不再受隔离，可以自由享用各种公共设施，黑人孩子可以上白人学校，奥巴马可以当上总统；妇女可以上班工作，可以投票选举，可以当选国会议员、国务卿，不久的将来，也有可能当总统。

回顾历史，美国人充分肯定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认真推行“公平施政”的政绩。他曾希望在他的政策下，每一个公民都能得到公平的待遇。他所实行的《反托拉斯法》和劳工政策，就有效地打击了工商界的垄断及其他不正当行为，保护了广大工人的利益，从而促进了社会平等。他曾说：“在每一个为改善人类生活的明智斗争中，重要目标之一，甚或唯一的目标，就是要在很大程度上达到机会均等。”

所谓“机会均等”（equality of opportunity)就是要让每一个人都获得发展的机会，并不因其种族、出身、贫富、性别（如今还包括性倾向）而有所差异，最早是由《独立宣言》起草者杰弗逊提出的思想。他认为，人人享有机会均等的权利，机会均等是平等思想的实质性内容，是平等的真正要义。只有机会均等，才能形成现实生活中的公平竞争机制，社会只有在公平竞争机制的主导下才会充满生机和活力。

不过，如今美国有些人士对“机会均等”产生了不同看法，认为机会均等还不能导致真正的平等，而只有“结果平等”（equality of outcomes)才是真正的平等，这就引起了两种不同平等观的争论。

2012年总统竞选中，共和党竞选人罗姆尼标榜自己发扬老罗斯福的精神，认为“政府应该为竞赛场地创造平等的机会”，奥巴马则认为“政府应该创造平等的结果”，我们应有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每一个人都获得同样的或类似的报酬，而不论其教育水平、努力程度和冒险精神”。

一个强调“平等的机会”，另一个强调“平等的结果”，侧重点显然不同。对此，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发表评论说，就如许多人迅即指出的，奥巴马总统似乎是个激进的财富重新分配论者、福利国家鼓吹者，其实他这个形象完全是被人虚构的，而罗姆尼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平等竞赛场地”的信奉者，倒真是虚假不可信的。

美国的“竞赛场地”真实状况

克鲁格曼是一个始终认为“当今美国社会不平等”的经济学家，不能苟同如今共和党保守势力的政治经济观点。针对罗姆尼的“平等竞赛场地”论，他要大家看一看今天美国的“竞赛场地”的真实状况。

他说，美国人比其他国家的人更相信自己生活在一个“精英政治”、“精英教育制度”的国家，而实际上，美国是这样一个“先进”国家，在这个国家，最重要的事情是谁是你的父母，那些生在社会底层的人很少有机会能登上最高或中等地位。若问为何美国其实比其他西方国家更有阶级界线，很大程度上的原因就是“我们政府在创造机会均等的工作方面是失败的”。

他在《美国的不平等竞赛场地》一文中写道：“这种失败早就开始：在美国，社会安全网上的破洞意味着低收入的母亲及其子女都营养不良，都得不到足够的健康保护。当孩子们到了上学年龄，他们遇到的是这样一个体制：有钱人家把孩子送进好的、教学经费多的公立学校，甚或私立学校，而贫苦人家的孩子只能受到差得多的教育。当他们到了上大学的年龄，那些来自穷苦背景的学生能上大学的机会比那些得福于父母的学生要少得多，更不必说进名牌大学了。据统计，如今74％的大学生来自具有最高政治经济地位的家庭，仅有3％来自社会最底层家庭。”

事实就是如此，据联邦教育部一次长期的调查研究，成绩优秀、家长收入低的学生读完大学的可能性少于成绩差、家长富裕的学生，也就是说，聪明的穷学生得到学位的机会少于富裕的笨学生。

美国早有“霍拉肖·阿尔杰式的飞黄腾达”的说法，指的是出身贫苦、社会地位低下者经过自己刻苦奋斗而达到很高地位，在美国似乎有很多这样的人。克鲁格曼则认为，“阿尔杰”在现实中很少，更多出现在传说里，美国的“阿尔杰”也远少于加拿大和欧洲的“阿尔杰”。他希望大家想一想：“某些真要机会均等的人似应认真考虑一下我们现行制度的不平等。他应支持给低收入的母亲及其孩子更多的营养补助费。他应努力去改善公立学校的教学质量。他应支持贫苦的大学生。他应支持所有其他先进国家都有的全民医疗保险制度，从而使大家都不必因患病得不到治疗、医药费飙涨而犯愁。”

共和党国会议员们企图砍掉给低收入母亲及其孩子提供营养补助的“妇女、婴儿和子女计划”，企图砍掉资助低收入家庭大学生的“佩尔助学金”，更全力抵制最终能使每一个美国人得到先进国家每一个人都享有的健康保护的医疗制度改革。

克鲁格曼质问道：“罗姆尼及其政党真的相信机会均等的证据何在？”他说，根据他们的表现，他们显然喜欢这样一个社会，在那儿你在生活中的地位主要由你的父母来决定，富人子女继承父母的遗产还可以免税——老罗斯福会反对这种社会。

如今美国的社会不平等、贫富差距，主要体现在财富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只占人口1％、甚或0.1%的特权阶层手中，集中在经济界、金融界所谓“社会精英”的权势人物手中，其中有些人贪婪无行，靠不正当手段敛财，因而终于爆发了“占领华尔街”这样的群众运动，示威者高举“我们是99％”、“反对贪婪”的标语，对财富的高度集中、经济的严重不平等表示严正抗议。

克鲁格曼讽刺那种“富人富了大家都富”的论调，作了“比尔·盖茨进酒吧”这个比喻：盖茨进了一家酒吧，保守派人士高兴得叫了起来：“嘿，我们也富了！这个酒吧里的人现在的平均价值都超过10亿美元了！”自由派人士回答说：“好傻啊，盖茨提高了平均价值，可并没有使你或我变富了。”这个比喻说明保守派无视如今社会贫富悬殊问题的可悲可笑，而“占领华尔街”也正是对保守派所鼓吹的这些论调的讥嘲。

那么，如今经济不平等现象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克鲁格曼指出：“政治决定经济”，“不平等的政治造成不平等的经济”。共和党总统及其国会保守派议员们不公正施政，一心为最富裕者大减其税、取消遗产税，竭力削减提供给社会弱势群体的各种社会福利，取消一系列有利于社会平等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经济能平等吗？富人们再用竞选捐款、贿款、礼物来报答这些政治人物，权钱交易的结果是政治和经济更不平等。他们的这些政治经济交易都是“有形的手”，经济不平等的主要根源显然不是自由市场这一“无形的手”。

“蓝色不平等”与“红色不平等”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有“信息时代评论家”之称的戴维·布鲁克斯指出两种“错误的不平等”现象：“蓝色不平等”和“红色不平等”。所谓“蓝色”、“红色”是分别代表“自由”和“保守”，前者属于经济范围，后者属于道德范围。

布鲁克斯说，我们如今生活在一个两极化社会，所以我们对不平等的感觉也可能两极化。有一“极”，我们可以称之为“蓝色不平等”，这在纽约、洛杉矶、波士顿、旧金山、西雅图、休斯顿和华盛顿更能感觉得到。在这些地方，你可以看到1％的人赚钱蹿升，积累大量财富。其他的人，大约31％从事非金融工作。大约16％是医生，14％从事金融业，8％是律师，5％是工程师，2％从事体育、娱乐和传媒工作。

那些大城市有何特点呢？布鲁克斯写道：“如果你住在这些城市或城郊，你会看见都是专为最高的1％的人开办的商店，专为他们开辟的社区。你可以发现社会风气的转变。上世纪70年代之前，一个企业总裁或董事长会因为拿回家2000多万美元而觉得很不好意思，那么现在是毫无羞耻感，而且那最高报酬还在继续蹿升。”

如果你住在这些大城市，布鲁克斯说，你会发现跟你自己相似的人，可能和你上的是同一个大学，可是他挣的钱却比你多得多，因为他享受低税率，善用政治权术，善于沽名钓誉，对社会公益则贡献很少——这就是“蓝色不平等”。

所谓“红色不平等”可以在美国中部地区的斯克兰顿、德梅因、内珀维尔、马孔、弗雷斯诺等城镇感觉得到。在那些地方，布鲁克斯说，主要的不平等并非在1％和99％之间，而在有大学学位的人与没有大学学位的人之间。在过去几十年里，教育的经济福利不断上升。1979年，大学毕业生的平均收入比高中毕业生只高38％，而现在要高75％。

这种收入上的差异加宽了大学毕业生与中学毕业生之间的裂隙。70年代，这两者的家庭结构很相似，而现在大学毕业生大多都结婚成家，家庭比较和睦，较少离婚，也很少非婚生子。大学毕业生抽烟的比中学毕业生要少得多，过胖的也少，积极参加社区活动的则比较多，并很受社会信任，在家里与孩子的交流也多。他们的朋友关系网要比中学毕业生大得多。

“蓝色不平等”与“红色不平等”，究竟哪一种更应引起我们的注意呢？布鲁克斯认为，应是红色不平等。大城市里那些1％的富豪引人瞩目，媒体人士对他们甚为关注，有关抗议他们的报道甚多；文科毕业生认为商科毕业生肤浅而只会赚钱，常表达他们的鄙视；谈论股票自由买卖选择权的不平等又比谈论家庭结构的不平等更容易；人们对特权阶层欺压普通人这个问题也早就有认识——基于这些原因，“蓝色不平等”这个大问题已经引起人们的足够注意。但人们尚未充分认识“红色不平等”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实际上这个大问题涉及到数千万美国人从中学或大学辍学，有40％的孩子是非婚生子，有50％的社会底层由于缺少教育而处于落后、穷困、混乱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