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7日，农业农村部在《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6672号建议的答复摘要》中明确表示，下一步，将按照中央要求，指导地方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明确退出承包地农户的主体资格，稳步探索建立农户承包地退出机制。

《摘要》中说，已在上海、山东、宁夏、湖北等省的部分县开展了农村承包地退出试点。考虑到我国幅员辽阔，区域间资源禀赋存在差异，局部地区试点经验是否可在更大范围进行推广，还需深入研究。下一步，将按照中央要求，鼓励有条件的地方稳步探索建立农户承包地有偿退出机制。

农村土地实行承包制后，经历了两轮承包，第二轮承包多是从1997年开始，期限30年，即在2027年前后到期。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这意味着未来30多年内，在大格局上，农村土地关系不会出现太大的变动。在这个前提下，篇幅不长的《摘要》所透露的信息，难免瞬间引发舆论热议。毕竟，土地问题始终是农村改革的核心问题。

但其实，《摘要》的发布并不意味着土地承包制会发生变化，它所针对的，只是解决近年来因城镇化的发展，已有一部分农民进城落户、定居和工作，使得不少地方出现了耕地撂荒与宅基地闲置现象的问题。

很显然，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收益分配权，不仅是农民的主要财产，也是重要的社会保障。因此，在2018年修订的《农村土地承包法》中明确规定，“不得以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农户进城落户的条件”，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农民土地权益，防止出现各类损害农民权利的现象。体现了国家对农民土地权利的尊重，让农民进退可据，也减少了农民进城的顾虑。

当一些农民真正适应了在城里的生活，觉得自己有了根，便有了退出承包土地的意愿。至于如何退出，既取决于这些农民的生存能力，也取决于不同的城市所能提供的各类社会保障水平，包括能够提供的工作机会。为此，《农村土地承包法》明确规定，承包土地的退出，一定要建立在农民自愿、有利于农民的基础上才能实行。这几年农民虽有了一些发展，但总体来说，仍是一个经济基础非常脆弱的群体。

所以，各地在试点退出机制时，大多确立了一些原则，比如：自愿退出原则，且需得到退出农户全体成员的同意；合法原则，退出的土地须是合法的承包地，有土地确权后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而且须未用于抵押贷款；发包方同意原则；实力原则，退出的农户可以完全不依靠土地生存，在城市中有固定住所和稳定的经济收入，收入以工资性收入为主，没有无力偿还的债务——这些原则的提出，就是为了让农民在退出承包地时，生活能不受影响。只有当农民有了在城市生活的实力，进城农民在住房保障、市民待遇、就业能力及经济补偿等条件都获得满足的情况下，才会有“退地”的动力。

由于农民退出承包地，是退给村集体，故而补偿价格和补偿方式，也只能采取各村自治的方式来平等协商决定。不同经济水平的地区、不同的地块、不同地块的土壤肥沃程度不同，定价也各不相同。不可能全国统一定价，也不可能由市县政府定价，只能由村内的小市场来进行定价。但这个定价也需秉持一定的原则，它必须是对农民生存、保障与未来发展的定价，要体现不同的地区经济水平下耕地的价值。

从各地的试点看，补偿的价格和方式也差异很大。且都属于各自探索，无法以优劣进行评价。比如在苏州虎丘区，是用土地换社保的方式，为农民市民化提供保障。全区在33个村开始了试点，共退出承包地2万亩左右，有六成的农户退出，总计35000多人，落实社会保障资金近32亿元；而武汉黄陂区则采取一次性补偿的方式，每亩地可获补偿款43050元。只要给农民选择权，透明公开，公平公正，不搞强制退出，应当说就值得鼓励。

在探索承包地退出机制时，各地需提防的是，某些农业资本下乡后看上了某个地块，搞强制或变相强制退出，或者以较低的价格要求退出，损害农民利益，引发社会风险。这方面，重庆梁平区的做法值得借鉴。梁平区对以户为单位的承包地整体退出，设置了严格的前置条件，凡是申请整体退地的农户，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户主本人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外有固定住所，或户主子女有城镇住房且家庭关系和睦；二是除农业经营外，家庭劳动力有稳定的职业或收入来源；三是家庭主要劳动力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老年家庭成员参加重庆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和合作医疗保险——有了这些前置条件，梁平区川西村9社搞退地试点时，有21户农民提出了退地申请，但经过审核，只有7户完全满足条件，可进入退地程序。

从对城镇常住人口的统计看，中国还有5亿多农民常住乡村，国家统计局2020年公布的农民工人数是2.86亿人。除了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的乡村或大中城市周边的乡村，在真正的乡村，有退出承包地意愿的农民还是很少的。前农业部部长韩长赋曾说：“进城农民退出承包地，要有足够长的历史过程，要有足够的历史耐心。”可见，进城农民退出承包土地，会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进程，必须尊重农民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