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聘请日军顾问成立“白团”，多年后被后人错误想象成，“白团”是蒋介石最亲信的“地下军师”，能指导最高军事决策、指挥各级部队，简直是台当局的幕后大领导。日本作家野岛刚汇整各方野史，写成专著《最后的帝国军人》，不但将白团话题炒到最热，更得出离奇结论。野岛刚指出，蒋介石在内心深处，存在着崇拜日本的自卑情结，一心“学习日军的强悍，以及日本民族的优点”。

日本作家以白团为题，话题量十足，由军事观点而论却是无稽之谈。事实上，蒋介石雇用日军将校，只是当教书匠。主要目的是开一堂“应用战术”课，加强各级指挥官与参谋长的本领，补足陆军大学的教学缺憾。

陆军大学专门培养师级以上的指挥官与参谋长，“应用战术”则是陆大的重点课程。中日两国陆军大学的“应用战术”课程相同，但中国年年战乱，教学无法循序渐进，“应用战术”与实际战场严重脱节，日军的“应用战术”教学则非常扎实。因此，蒋介石引进旧日军将校教“应用战术”。台当局在1950年代以美援重建三军，改用美式指参作业，美式战术教育也得学，大家的课业压力非常沉重。但高级将校的指挥参谋本领突飞猛进，参加美国本土演习时竟能打败美军将领。

1950年，美国《生活》杂志记者Carl Mydans拍摄的台湾军队训练景象。

追根究底，雇用日军教官来自对日抗战的教训。因此，发掘白团的历史真相，更有深入了解抗日战争的功用。

抗战教训：脱离现实的陆大教学养出闹笑话的学霸参谋长

抗战时期中国的师级以上参谋长，表现普遍不理想。这是因为蒋介石要求师级以上参谋主官必须任用陆军大学毕业生，而陆大生大多是“学霸”，缺乏实战经验。

陆军大学于1906年开办，教学目的原是训练师级以上的指挥官与参谋长。只是清末北洋教学水平有限、学生流品混杂，故成效不彰。1929年，南京政府聘请德国将领任教，并以严格的入学考试提升学生品质。考试太难，造成反效果。初试有万人报考，复试只录取百余人。题目刁钻、科目众多，不但考军事学术，还要考大学程度的国文、数学、物理、化学、史地与外语。只有焚膏继晷苦读者才能金榜题名，而军中恰恰没有闲暇读书。

陆军大学的报考资格，限制为中尉至少校的青年军官，即排、连、营级的基层干部，而基层总是最忙碌的。即使是最起码的排长，也要担起30余名士兵的食衣住行训练管教，上战场更要时时准备为国牺牲，不可能静心读书。考上陆军大学的军官，大多来自安逸的后方。

严格的体格检查，进一步淘汰了具备实战经验的干部。陆大入学体检巨细无遗，连相貌也列入考核，而血战余生的军人总是满身伤痕。如胡琏的脸颊被子弹打穿，张灵甫与杜聿明跛脚，他们若报考陆大，体检环节就会被刷掉。更难堪的是，战地卫生环境不佳，前线归来的将士即使没受伤，也是一身疾病。敞开上衣，满身疥疮流脓发臭；脱下裤头，“绣球疯”抓得皮破血流，军医掩鼻，一定验退。

只有不必上战场的干部，才能保持军人的堂堂仪表，以及完美无瑕的健康体态。因此，陆军大学的高材生普遍缺乏实战经验。

然而，陆军大学是对日备战的重要训练基地。1930年代的师长以上高级指挥官，大多学识不足，只有搭配学识优秀的参谋长，才能适应现代化战争。因此，蒋介石不厌其烦，亲自为师级以上指挥官挑参谋长。只是早年陆大教学水平差，优秀参谋长太少，只好重用初出茅芦的学霸型陆大生。

陆军大学每期只有100多名学员，由1929年陆大改良教学至1937年抗战爆发，8年内只毕业正则班四期、特别班两期，数量有限。陆大生奇货可居，尚未毕业就被抢订一空，更连升多级起用。陆军大学第10期高材生郭汝瑰，入学前只有上尉连长经历，下部队就是第14师上校参谋长，年纪还不到30岁。

参谋长不好干，当时陆军大学流传一首打油诗：“文武讲写打跑坐，七样功夫不得错，还有一件要记得，主官担功我担过。”

一个优秀的参谋长必须“文武”全才，上课能“讲”，作战计划能“写”，作战勇敢“打”仗，训练勤“跑”基层，面对复杂万端的各种业务更要有静“坐”沉思的本领。实际上，学霸参谋长缺乏经验，被匆匆推上大军指挥的第一线，后果很严重。郭汝瑰上任第一战，以两个步兵团夜间出击，一团正面进攻，一团迂回敌后，夹击当面之敌。战术部署头头是道，考试必得高分，但参谋长看地图漏了两条小河。夜间出击的两个团都被小河阻挡，攻势大乱，伤亡惨重。

抗战期间的部队快速扩编，学霸参谋长的笑料越闹越多。陆军大学第13期的资优生毛景彪，原只是少校科员，毕业后出任预10师上校参谋长。部队发起攻势，他见到日机空袭，紧急下令撤退掩蔽，没考虑到敌前撤退易使部队不战自乱。前线团长葛先才是打了十几年仗的老粗，把参谋长臭骂一顿：“我都不怕，你怕什么？战场上你不懂的事多着呢。最好少出主张，没人说你无能。”

抗战爆发后，德国教官返国，陆军大学的教学主力改为郭汝瑰与毛景彪的陆大同学，年纪大多只有30多岁，俗称“小教官”。学霸教学霸，教学更远离实战，品质一落千丈。

“陆大所学者，标榜历代名将，想学诸葛亮，想做拿破仑，实在理想过高。”陆大十八期毕业的王多年上将，老年回顾陆大所学时感慨倍至：“实际所学者，不过以师战术为主体。就攻防遭（遇）追退，拟成想定，反复磨练，作到熟能生巧，使毕业同学，以此一招半式闯荡江湖……对大军作战之指挥作业，磨练较少。”

陆大生的能力虽然不足，影响力却越来越大。不但参谋长必备陆大学历，就连团长师长等重要指挥职也渐渐由陆大生出任。抗战胜利后，陆大生掌握国防部最高层，拉帮结派。毛景彪挨骂之后，不到一年就升军参谋长，挂起少将领章。五年后高升掌管全军高级将领人事的国防部第一厅厅长，签报重要军职时先看有无陆大学历，更放手打击异己。把他臭骂一顿的老粗团长葛先才身经百战，是死守衡阳英雄，荣获青天白日勋章，升到中将军长。毛景彪一纸公文，降级少将，投闲置散，葛先才只能饮恨退伍。

蒋介石败退台湾，痛定思痛，认为陆军大学教育脱离现实，是失败主因之一，必须全面改良。而他山之石的首选，就是日军将校。

德式“应用战术”：慢慢晋升的日本学霸军官学到位

日本的陆军大学生同样是学霸，实战能力却非常卓越。日俄战争后，日本30余年未全面作战，军人晋升按照“进级停年制”慢慢来，再加上1920年代两次裁军，升迁慢如牛步。40岁升少佐，50岁升大佐，是当时日军的常态。即使是陆军大学毕业生，也得按部就班，由基层逐级历练。日军所谓的“少壮军官”，多已是早生华发的中年人。

与郭汝瑰在上海对敌的第11师团参谋长片村四八，是日本陆大35期高材生，47岁升大佐，48岁出任师团参谋长。同样是上校参谋长，片村比郭汝瑰足足大了20岁。

对日军而言，参谋长也是决定大军作战成败的关键人物。日军的师级以上大军指挥官，素质同样不整齐，因为升大官的主要因素不是能力，而是官运。高级指挥官有许多资深无能之辈，更有尊荣的皇族显贵。只有严选参谋长，才能确保大军指挥的品质。片村四八虽然也是首次上战场，但多了20年的军旅历练，打了20年的各种演习，看地图绝不会漏掉两条河。

更关键的是，中日两国陆军大学的主要课程“应用战术”，优劣取决于个人的经验阅历，而非学习成绩。所谓“应用战术”，就是“应用”课本上的战术原则，写成具体的作战计划。中日两军的战术学都源自德国，应用战术的优劣成败完全寄托于参谋个人的战术天才。

德国的参谋教育，目的在训练出天才型的参谋长。建立德国陆军大学的老毛奇向德皇禀报，他以培养拿破仑的标准，使用最高明的名师，磨练最有天分的军官。若能磨练出一两个拿破仑，就能使德国称霸全球。即使拿破仑不可强求，以最高规格磨练出来的次等天才，也能确保德皇用兵所向无敌。

既然陆军大学训练出来的参谋都是战术天才，“应用战术”的拟定过程也就不需集思广益。让少数天才尽情发挥个人才智，就能打胜仗。

应用战术的固定三段格式，是“任务”、“状况判断”与“决心”。部队受领“任务”后，参谋长率领各科参谋研究战场“状况”，写成建议行动方案之“判断”，指挥官据此下定“决心”。

三段格式的关键，在于参谋长主持的“状况判断”，这是参谋群对指挥官的建议书。一般建议书必然全面详述各种决策理由，检讨利弊，进行审慎的风险评估，提出严谨的预期收益，才敢提出结论。德式参谋长的“状况判断”，却以最武断的姿态，省略一切决策理由，直接写结论。

直接在开头写结论的怪异建议书，称为“判决文”。陆军大学的参考书《将校袖珍》，举出一个师攻击计划范例。全文开头第一段，就是语气武断、不容质疑的判决文：“本师从明（四）日拂晓对敌主阵地开始攻击，以主力由长冈水侧及其以北地区冲破其左翼，拟在黄泥铺附近将敌捕捉而歼灭之。”

至于，为什么选在拂晓攻击而非夜间攻击？为什么冲破敌人左翼而不是右翼？为什么选黄泥铺为围歼地区……这一连串的“为什么”，参谋长一概不需提出。因为他是战术天才，这些细枝末节早在考虑之中。师长只要依据参谋长的“判决文”下定“决心”，就能作战。

中日两国的陆军大学，都教“拿破仑战史”，以培养拿破仑的标准去磨练未来的参谋长。但中国陆军大学教出来的“战术天才”，与实际战场脱节；反之，日军的参谋成为大军作战的决胜力量。

抗战期间日军最重大的胜利，是1940年枣宜会战攻占四川门户宜昌城。事实上，日军原本自认战败，部队也已精疲力竭，准备撤退。但第11军作战主任参谋天野正一中佐力持异议，强硬主张乘虚袭占宜昌城，才以疲累之师发动宜昌攻势。以一人之力反败为胜的天野正一，是日本陆军大学43期第1名毕业的战术天才，升官照样慢慢熬，干到中佐已经42岁。只有长年军旅琢磨，才能在关键时刻发挥出如此惊人的“应用战术”实力。

日军毕竟是败军之将，蒋介石改革陆军大学教育时，原有意师法美国，但美军的“应用战术”完全不同。

美军靠企管原理：“计划作为法”以严格公式做精密推算

美军是由老百姓组成的军队，职业军人非常少。二战前的美军只有33万人，二战期间一举扩编到1220万人，98%是动员入伍的平民，各级参谋大多只是经过短期训练的老百姓，与德式“战术天才”无法相比。因此，美军模仿企业管理，建立特有的参谋作业程序，是为“标准实施规定”（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简称SOP）。

1930年代的美国标兵企业——福特汽车公司，首创流水线生产。每个工人负责一个部件的加工，每个工序都有详细的标准化制程。工人只需具备一种技能、熟习一种制程，即可上线工作。美军依样画葫芦，在指参作业的“状况判断”阶段进行缜密的标准化分工，规定机械式的“SOP”，将一切作战条件标准量化。

因此，美军参谋只要如流水线上的工人一般，按照SOP做好一个部门的报告。参谋群汇总各部门报告，套入公式，就能计算出“状况判断”。这种计算式的参谋作业，美军称为“计划作为法”（Planning）。

形象地说，德式“应用战术”是战术天才汪洋放恣的大块文章，美式“计划作为法”以严格公式进行精密推算。美军的战术因此平淡无奇，罕见特异出彩之作，却非常精确，将人为疏失降至最低，绝不可能出现漏看两条河的失误。军学专家戴坚指出：“美国战术的思维方法，似乎不是如三段论法一样的纵的思维线，而是纵横交错的思维网。用这个网罩到一切情况上去，就都可以作出判断与处置。”

抗战时期中国接受美援，对美式参谋作业却嗤之以鼻。抗战胜利后，“标准实施规定”发展为更详细的“军事决策程序”（Military Decision-Making Process，简称MDMP），心高气傲的中国参谋仍然不愿改用美式。历史作家黄仁宇于抗战胜利后考取美国莱文沃思堡指参学院，回国却无用武之地，深感“美军的流程绝对无法适用于中国”。直到国民党败退台湾，依靠美援重建三军，才全面改用美式指参作业。

MDMP虽然精确，却缺乏深度。陆军大学教官尹国祥批评道：“美国顾问到台湾，把陆军大学取消，改成指挥参谋学校，教授参谋作业，纸上公文。这个措施对我们非常不利……各军种大学才是真正研究各大军统率，造就高级将领的地方。”

美式已是主流，台军又舍不得放弃应用战术，蒋介石索性下令两套教育同时上马。他指示成立陆海空三个军种的“指挥参谋学校”，教授美式指参作业；同时成立“圆山军官团”，聘请日本陆大出身的日军参谋，开班教“应用战术”。

两套教学各有千秋：美式MDMP是呆板的资料堆砌，实际教学是死背题库，考卷是写不完的是非选择题；“应用战术”则是学生自由发挥才华的深论题，更鼓励学生与教官辩论。

曾任少将副军长的陆志家，亲身经历两套教学。他忆起美式教学，是拼命背讲义试题：“所有教材来自美国参谋大学，其课程重点在步兵师战术为主，使用地图以法国最多，教官讲课完全依讲义讲解，不能多说一句。教官出题，当堂缴卷。每月一次考试之时间分配为：是非、选择题在一分钟内要答两题，问答题要在二分钟内答一题，否则就有不及格的危险了。所以每位同学都很用功……我们同学对每一课的重要部分，都拟成试题，复印给同教授班的同学阅读，以求争取较好成绩。”

“应用战术”教学就活泼多了。学员越搞怪，教官越欣赏。若以标准答案答题，教官反而不高兴。“每天晚上有一个大兵团战术作业，翌日上午教官将各学员的答案分别讲评……如有两案以上相同的答案，教官一定会叫相同答案之同学说明理由，往往一个考案争论很久。”

“美式教育，强调归纳、演绎、分析与探讨，指参作业均有一定之格式范例。”曾任台湾警备总司令的陈守山对两种指参教育有中肯评价，“日本军官熟谙兵学上的诸多原则，且能活泼运用原则而不拘泥。一切作为，鼓励创意之发挥，并能说出其所以然的理由……特别重视指挥官及参谋战术作业能力，使之反复并不断的磨练。教官有恨铁不成钢的意愿……每一课目状况多，思考亦多，故印象极为深刻。”

日式美式教学一起上马出成果：决战美国东海岸

改革的最后一关，是磨掉学霸风气。军人固然要读书，但军旅磨练更重要。蒋介石重组指参教育体系，升上校必须考指挥参谋学校，学美式MDMP。但要更上层楼升少将，就得由蒋介石亲自挑选，到白团学应用战术。蒋介石选才，特重战绩与队职经历，大批战绩彪炳却久战失学的老粗将校得到批准深造。学霸化的陆军大学则直接裁撤，改设“国防大学”，挑选原陆大优秀教官重编教材，教三军联合作战。这套改革，使中、美、日三种教育的精粹，冶于一炉。

老粗军人加入训练，有效提振教学活力。原“空降特战司令”廖明哲，在大陆时期是胡琏麾下的营长，天天打仗。他于“白团”受训中大骂日本教官是“平庸无奇之辈”，日本教官服输，全班同学的学习成果随之跃升。下了部队，他又与死背准则的美军顾问大吵。一顿论辩，美军顾问肃然起敬，承认死背MDMP只是基础，再学“应用战术”，懂得“活用”，才是高手。他回忆：“美军首席顾问，首先向我道歉，认为我对美军步兵营的原则，了解透彻，而且善于活用。”

美国人不懂应用战术，提出抗议，“圆山军官团”被迫停办。蒋介石批示，瞒着美国人，秘密成立“实践学社”，继续以日本教官“教应用战术”。当时军中将校都曾经历抗战，对“白团”普遍反感，但蒋介石不为所动。1958年的一场演习，证明两套教学一起上马确实比只学一套有效。

1958年，曾于“实践学社”研习“应用战术”的上校团长孔令晟，到美国陆战队高级学校受训，适逢美军东岸联合演习。孔令晟出任“盟国联合旅旅长”，担任On-Slow海滩的实兵登陆。他窥破大好战机，发现避开防卫军主力、切断敌后联络线的大好机会。于是独断专行，突然改变原定作战计划，一个水上迂回抄向美军后方。

美式指参作业是僵硬的，打仗严格按照MDMP精密计算而成的作战方案，独断专行是离经叛道的怪事。同学们纷纷反对改变计划，但他坚持己见，果然出奇制胜。美军失败在即，只好使出不对称的物质力量，以两个低空核爆，摧毁孔令晟的滩岸补给区。

演习结束后，统裁官检讨战况，赫然发现孔令晟已在核爆之前完成补给品分发。若是实际作战，美军必被包围歼灭。孔令晟回忆道，统裁官赶到他的指挥所，“当众拉着我的手，对我说，没有办法，我只好接受你的包围了”。

这次由中国指挥官获胜的登陆演习，被列入美国东海岸两栖演习特殊历史记录。孔令晟出奇制胜的战术奇作，正是反复磨练“应用战术”的成果。

蒋介石利用“白团”改良“应用战术”教学的苦心，最终烟消云散。1990年代，“三军大学”放弃应用战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