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0日，一场历史罕见的暴雨降落河南郑州，使城区内涝成湖、交通大面积瘫痪。因洪水倒灌地铁地下隧道和车厢，一列车迫停隧道，造成12人死亡，郑州地铁全网停运。暴雨或洪水灌入地铁的情况过去多地多有发生，但一次导致十余人死亡的事件，在大陆似乎还是首次，一时间引发网友震动。

这次郑州地铁事故，首要原因肯定是极端天气——郑州气象局数据显示，从17日20时到20日20时，三天总降雨量为617.1mm，而郑州平均全年降雨量只有640.8mm，意味着三天下了过去一年的量。其中，雨水在20日下午达到巅峰，16时~17时一小时内，降雨量就达到201.9mm，打破了“全国国家级气象站一小时降水纪录”。

从目前公开的消息看，郑州气象局是尽职的。在7月19日21时59分，就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20日又持续发布红色预警信号。何谓红色预警？除政府及相关部门需做好应急和抢险工作外，需停止集会、停课、停工（除特殊行业外）。然而从媒体报道的情形看，大量的人或被困在办公大楼中，或被困在了下班路上，说明很多单位和个人并没有把暴雨红色预警当作危险信号来对待。

这是导致郑州地铁事故的第二大原因，即全社会普遍缺乏一系列针对红色预警的应急机制。应当说这次气象部门留给社会的预警时间是较充分的——前一天晚上就发布了红色预警信号，但仍然出现了这种事故，说明郑州在应对极端天气时，预防、应急、救灾及多部门协调等方面的综合管理能力仍有欠缺。当一个地方的降雨，远超该城市的排水系统的承载力时，及时启动应急避难措施，就极有必要。也就是说，每一个城市，都应当分级设防地来应对各种情形的灾害天气，一切以民众生命安全为重，通过各种方式让民众了解灾害天气可能带来的风险是什么样的。仅有部门预警还不够，政府还需采取各种防范措施，比如停工、停课，比如要求民众原地避险等。疫情期间各地已积累了大量此类经验，不能因灾害模式变化了，就掉以轻心。现在看来，极端天气对民众的危害与影响，并不逊于疫情。

郑州地铁事故的第三个原因，还是与城市的排水系统滞后有关，这几乎是中国城市普遍存在的老大难问题——郑州遭遇的极端降雨，换到其他城市，大多也会是汪洋一片。因为前些年流行的城市化，地方政府关心的多是高楼大厦的数量，对随之而来的公共设施配套、应急制度建设等问题，应对方案并不充分。城市“大跃进”的同时，便隐藏了很多社会风险。一场暴雨就能让一个城市瘫痪的情况，每年都有发生。此外，排水系统的建设周期比较持久漫长，市民和全社会难以“看得见”，不易彰显政绩，不像灯光工程，因此，过去很多官员都不重视对此类公共设施的投入。加之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一些传统城建和规划模式，也使得城市缺乏对自然的适应力，如过分依赖地下管网，水泥铺装面过大，未充分发挥绿地湿地与河流湖泊的蓄水作用。尤其是各类水泥或岩石的河堤，将城市与河流、自然生态隔开，使得地面径流无法迅速排入自然水系，这些都会导致城市内涝频发。

看公开报道，尽管早在2016年，郑州就被列入河南省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名单，但经此次极端降雨检验，灾害的能量远超设计蓝图。随着全球气候变暖，科学家早有预言，世界各国的极端天气都会增多。郑州地铁事故等于在警醒各地的城市管理者，对城市内涝和排水系统的管理，还要提升警戒高度。城市或许可以让生活更美好，但前提是有充分的城市配套设施、相应的制度和文化建设，以及充足的资源配给。随着城市化的深入，各地都应当更加重视人与水、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尽快修复早期城市化遗留下来的各种问题，以提升城市对极端天气的适应力，减少社会和民众在极端天气下的损失。

一个城市是否成熟的关键标志，就是对各种不确定因素的适应能力，这是今天各类城建和规划首先要考虑的。

无论是世界范围内仍在蔓延的疫情，还是全球频现的各类极端天气，都在提醒我们要重新构建对自然和生态的认知。在工业化和城市化时代，人类对环境采取的多是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态度，即使提出保护环境，也是从保护人类自身的功利角度出发的。今天，我们需要构建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就是要把自然生态的平衡作为人类社会的终极价值。大自然是一个独立的价值体系，并不只是人类利用与征服的对象。人类要把大自然的平衡当作一切价值的源泉，当作建立其他价值的基础。城市管理者尤其应意识到人类在自然中的位置——不过是诸多生物里的一种，人类的任何行动只能促进（而不是破坏）自然生态的平衡与循环。不能以人类为中心来看待世界，而要把生态环境看作人类生活的中心。人类做任何事、造任何物、进行任何建设，都需要考量“它”能否保持与自然共同体的平衡和稳定。城市只有学会尊重大自然的平衡，城市只有让人类与自然都共同受益，才能有长远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