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宿学校丑闻持续发酵: “加拿大正在进行历史清算”
2021/08/05 | 作者 郑欣蔚 | 收藏本文
最近,拥有因纽特血统的玛丽·西蒙接受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的任命,成为该国第30任总督,她将是加拿大历史上首位担任总督的原住民。虽然这个角色没有实权,却是加拿大联邦最高职位的持有人,地位仅次于国家元首英国女王。
玛丽·西蒙自豪地说,自己的任命对加拿大来说是一个极具历史意义和鼓舞人心的时刻,也是加拿大政府与原住民和解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然而,在当前背景下,这一任命被怀疑为是特鲁多政府为了平息民愤的自救举措。
自5月底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坎卢普斯市一所寄宿学校遗址发现215具印第安原住民儿童遗骸后,又于6月下旬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萨斯喀彻温省两处寄宿学校遗址发现近1000座无标记的坟墓。
持续出现的原住民儿童坟墓点燃了加拿大民众的怒火。一个多月来,加拿大有近 22 座教堂被烧毁或遭到破坏,因为教会曾是寄宿学校的承办者。
成千上万的民众在7月1日国庆日走上街头,高举“加拿大可耻”“不以种族灭绝为荣”等标语,控诉加拿大历史上针对原住民的种种罪行。愤怒的群众烧毁了加拿大国旗,甚至推倒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现任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雕像以示抗议,甚至呼吁废除国庆日。
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社会学教授阿克瓦西·奥武苏-本帕(Akwasi Owusu-Bempah)的话说,“加拿大人正在对其历史进行清算。”清算矛头直指加拿大历史上的寄宿学校制度及其背后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问题。
寄宿学校系统的灵感来自美国
直到现在,加拿大某土著民族酋长乔治·盖林还能清晰回忆起在库珀岛寄宿学校就读的时光:“玛丽·巴普蒂斯特修女有许多棍子,又长又粗,像台球杆一样……当她听到我说我的语言时,她会举起双手,把棍子打到我身上。我很努力地不哭,尝试关闭我的感觉……”
当时,年纪尚小的盖林常常遍体鳞伤,手上的肿块和伤疤一到寒冷天气便会疼痛难忍,他不得不因此佩戴特制手套。他的祖母也有相似遭遇,九十多岁的她至今都不愿意提及在寄宿学校的经历。
同样在寄宿学校生活过的原住民杰克·克鲁格曾因为说本民族语言遭到殴打。他告诉英国《卫报》记者,“我丢掉我的民族语言已经40年了,因为他们说这是‘魔鬼的舌头’。我被洗脑得太严重了,我没和里面任何人说过我的民族语言——同样,我也没让任何人对我说过。”
在寄宿学校中,克鲁格目睹了无数暴行。他最好的朋友在六岁时被学校牧师强奸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我仍在努力思考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对他来说,应对强奸、殴打和饥饿一定太难以忍受了。”克鲁格说,“最后,他觉得自己一无所有。”
受害者的描述和无数史料拼凑出加拿大寄宿学校系统的黑暗图景:学校并未提供恰当的教育,往往是以实践培训的名义强迫学生为学校无偿劳动;真正的上课时间很短,大部分学生直到18岁才上到5年级。更严重的是,学生的身心遭到寄宿学校工作人员的残酷剥削和虐待,加上学校环境恶劣、卫生条件差,导致肺结核、流感等疾病广泛传播,死亡人数惊人。
根据加拿大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RC)2015年发布的权威报告,至少有3200人在寄宿学校中被虐待致死,该数字被认为远不及现实死亡人数。在1907年政府医疗检查员P.H.Bryce的调查报告中,24%的健康土著儿童被送入寄宿学校后死亡,这个数字还不包括病危时送回家而亡于家中的儿童。
2021年6月26日,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玛丽瓦尔印第安寄宿学校旧址发现了数百个无标记坟墓,当地原住民举行悼念活动。人们穿上橙色衣服,点起了751盏灯,代表着751个无标记坟墓中的亡灵。
尽管有极少数原住民学生得到了寄宿学校工作人员的善待,但在严格限制土著民族文化方面,没有一所寄宿学校例外。这本就是建立寄宿学校制度的初衷。
据说,加拿大寄宿学校系统的设计师、加拿大前总理约翰·麦克唐纳是从美国获得的直接“灵感”。由于两国在1878年都面临所谓的“印第安人问题”,他派人前往美国,学习联邦政府新政策的一个主要特点:工业学校。在这些学校中,原住民儿童被禁止说土著语言、穿传统服装、留传统发型以及信奉传统宗教。
19世纪后期,加拿大政府印第安事务部 (DIA)建立了由基督教会管理的寄宿学校系统,强制要求原住民儿童入学接受西方白人文化的教育,以使其融入主流的加拿大白人社会。
超过十五万名原住民儿童被迫与家人长期分离,切断了接受和维持本民族文化的途径。学生们被禁止在学校说本民族语言或实践民族传统与习俗,否则就会像盖林和克鲁格那样遭受惩罚。因此,即使能在寄宿学校顺利长大,这批原住民学生也会面临重新融入本民族社区的挑战。
有研究发现,原住民社区中日益流行的创伤后遗症、酗酒、药物滥用、自杀都与寄宿学校系统的遗产密不可分,已经消亡的寄宿学校持久地影响着原住民社区。
“文化种族灭绝一直以系统方式发生”
持续了一百多年的寄宿学校系统使几代原住民青少年与本民族文化脱节,导致第一民族(多个加拿大土著民族的合称,主要指印第安人)、因纽特、梅蒂斯等主要土著民族的语言和文化普遍丧失。
加拿大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将寄宿学校制度称为“加拿大政府有目的的文化种族灭绝”,其基础是“一种具有种族优越感和文化优越感的信仰”,即欧洲殖民者相信应该用自己的文化拯救尚未开化的“野蛮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周少青在考察加拿大历史后发现,在整个英属北美加拿大的历史进程中,“同化政策”——将原住民变成与欧洲白人一样的“文明群体”,一直是英国殖民者以及后来的加拿大自治领(联邦)政府有关原住民政策的主旋律。
他犀利指出,白人统治者在公民权的各个维度——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采取了针对性的措施,意图消灭土著民族的群体身份,使其永远消失在白人世界中。而寄宿学校制度正是文化维度上的措施之一,它仅仅展现了罪恶的冰山一角。例如在政治权利上,原住民想要得到选举权就必须放弃保留地、特殊待遇乃至民族身份。
这样的局面直到二战结束后才有所改观,对于加拿大土著民族系统性、代际性的集体压迫受到越来越多的讨论,寄宿学校制度正是在这一时期遭到包括政府官员在内的许多人的质疑。
自1950年代起,加拿大政府开始承认寄宿学校的破坏性影响,并用“Sixties Scoop”等一系列同化政策逐步取代了寄宿学校制度。然而,该政策实际上“换汤不换药”:之前原住民儿童被强制要求进入寄宿学校,如今改为将其送往中产阶级白人家庭接受收养。
1986年,由阿兰尼斯执导的加拿大国家电影委员会纪录片《理查德·卡迪纳尔:梅蒂斯儿童日记中的哭泣》讲述了原住民儿童理查德·卡迪纳尔的故事。从六岁起,他被阿尔伯塔省儿童福利局先后安置于28个家庭中,并长期遭受身体和精神上的虐待。最终,年仅17岁的他在寄养家庭附近的两棵树之间钉上一根横杆,上吊自杀。
该纪录片上映的前一年,时任大法官埃德温·基梅尔曼发表了关于土著人和儿童福利政策的报告《不安静的地方》(No Quiet Place)。报告指出,“Sixties Scoop”政策依旧是出于对土著民族的文化偏见,对土著民族父母养育能力的质疑。基梅尔曼将该政策定性为“文化种族灭绝”,并称,“文化种族灭绝一直在以系统、常规的方式发生。”
逐步迈向“多元文化主义”
在加拿大迈向多族裔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作为北美大陆的原住民,却一直在苦苦找寻自己在国家中的位置。
周少青认为,加拿大土著民族的民族意识和自我认同观念最初觉醒于二战之后,在此之前,“他们对英裔民族有着很强的基于精神和物质的依赖和认同”。1763年英法七年战争结束后,英国殖民者颁布了《皇室公告》,这一重要法律文件结束了加拿大土著民族千万年来的自由生活,开启了英国殖民者以监护人身份对于土著部落干涉控制的进程。
1937年,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坎卢普斯印第安寄宿学校。该寄宿学校于1899年建立,直到1997年关闭,由当地天主教教会管理。
1876年出台的《印第安人法》进一步对印第安人的行动进行了严格的规定与限制。周少青将这一法律称为印第安人的“金锁链”,它由两种质料构成:一种是剥夺,一种是特权。
土著人被剥夺了土地、自由、生活方式乃至主体性,以此换取拥有保留地、免税、年金和在出让土地上狩猎和捕鱼等特权。所以尽管印第安人对于该法感到不满,但却从未想过全面废除它。
他们对于《皇室公告》的态度也类似,因为其同样赋予了他们某些方面的特权——直至今天,它还被原住民视为“自己的权利宪章”,其法律效力得到加拿大宪法的认可。
1969年,时任总理皮埃尔·特鲁多(现总理贾斯汀·特鲁多的父亲)发布试图取消印第安人特权的《加拿大政府关于印第安人政策的声明》(又被称为1969年白皮书)时,遭到原住民的强烈抵制。
白皮书的本意为通过取消印第安人单独的法律地位和传统条约权利、特殊待遇,使其与其他加拿大人拥有完全一样的公民权利和公民地位,以此实现公平自由,消灭对土著民族的歧视。然而,该白皮书被原住民视为“傲慢的文件”,只不过是加拿大政府的又一次“同化尝试”。
同年诞生的畅销书《不公正社会》对皮埃尔·特鲁多政府提出的“公正社会”口号进行了批驳。该书作者是原住民克里人领袖哈罗德·卡迪纳尔,他领导的阿尔伯塔省印第安人协会于同期发布了著名的红皮书《加权公民》(Ctizens Plus),表达反对政府白皮书的立场,强调“没有什么比我们的条约、我们的土地和我们子孙后代的福祉更重要。”在原住民强烈的反对声中,白皮书于次年撤销。
对此,周少青总结道:“印第安人认为,成为加拿大人与作为印第安人并不矛盾。他们的印第安身份是不能被同化或被消灭的。”
红皮书提出维护原住民的“加权公民”身份正是这一观点的体现,即原住民要求在充分保障土著民族公民权的基础上,维护其历史性的身份权利,如土地权利、自治权利等。自此,成为“加权公民”成为原住民的最大诉求。
《加权公民》中提倡的“鼓励多元民族文化”恰好与1970年代初加拿大政府推出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相契合。
1971年10月9日,特鲁多直言,“我们难以就选择哪种加拿大人作为榜样达成一致,更不用说说服大多数人来效仿了。没有什么政策比告诉所有加拿大人他们必须相似更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此后,多元主义政策成为解决包括原住民和解问题在内的加拿大族裔问题的方针。加拿大1980年代出台的两部重要法案——《权利与自由宪章》和《加拿大多元文化法案》都体现了这一方针。这两部法案对于土著人民的平等地位和权利进行了承认与强调,后者特别指出“少数民族享有其文化权利”。
在和解道路上艰难前行
如今,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已成为加拿大这一多族裔和移民国家的立国之本。但改变的过程是缓慢且艰难的。
1970年代,加拿大依旧在实行对于土著妇女的强制性绝育。1971年至1974年间,至少有551起针对土著妇女的强制绝育手术发生在加拿大联邦政府运营的“印第安医院”中,甚至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仍然有零星的案例在发生。
寄宿学校的幸存者于1980年代后期对其提出了指控,然而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调查报告显示,当时提交给独立裁决程序的38000多起涉及性虐待和身体虐待的指控中,只有不到50人被定罪。直到1996年,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已经推行近四十年,最后一所寄宿学校才正式关闭。政府的调查、补偿工作更是从21世纪才大规模展开。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项行动是在2008年6月1日成立加拿大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目的是负责调查并揭露寄宿学校制度的相关历史罪行,推动加拿大政府的和解行动。该委员会成立十天后,时任总理哈珀首度代表加拿大政府,就包括寄宿学校在内的种种迫害原住民的国家系统进行道歉。
政府政策转变的同时,民族意识与身份认同不断增强的原住民也从未停止对主流社会种族主义态度的反抗。对于臭名昭著的寄宿学校,原住民一直要求还原历史真相与政府的道歉赔偿。2009年,某土著酋长玛西亚·布朗·马特尔代表受到Sixties Scoop政策侵害的土著儿童在安大略省提起集体诉讼,最终于2017年获得胜诉。
原住民一边索要“文化种族灭绝”历史的真相、寻求伸张正义,一边试图重新拾回湮灭在历史中的民族文化印记。
7月早些时候,加拿大政府宣布了一项新政策,允许原住民在2026年5月之前免费更改证件上的姓名,以反映其原住民身份。
首位更改护照姓名的原住民Danita Bilozaze表达了对该政策的欢迎。Danita说,自己出生证明上的名字“Danita Loth”与她其实毫无关联。很小的时候,她从母亲的讲述中得知,其家族姓氏在曾祖父一辈被天主教传教士改过。曾祖父的姓名“Lor Bilozaze”当时被记录为“Loth Bilozaze”,而加拿大政府的最终记录丢掉了“Bilozaze”,而将“Loth”登记为其家族姓氏。
去年9月,Danita下定决心改回本名,然而申请改名的费用高达数百美元。几个月来,她不厌其烦地进行请愿,并向加拿大服务部重复她的故事,最终获得了大部分费用的报销。
其中起到很大作用的是加拿大服务部公民服务处主管萨曼莎·麦克菲尔(Samantha MacPhail)。萨曼莎对她的坚持表示赞许与感激,她说,“你的故事会继续让其他人感动。因为你的行动,全国各地的原住民不会担心走进我们的办公室却得不到答复。”
不久前,总理特鲁多在加拿大国庆日的声明中说:“今天,我们庆祝我们的国家和所有称其为家的人。”但对于那些丢失了文化身份的原住民来说,加拿大究竟是不是他们的家,依旧是心中的疑问。
对于总理的声明,加拿大瑞尔森大学土著治理中心负责人帕尔麦特(Pam Palmater)在社交媒体上提出质疑说:“我们是一家人吗?”
虽然特鲁多政府曾就寄宿学校问题进行过道歉,并多次表示加拿大要反思自己的历史,但对于原住民来说,没有支持性行动,光是表现姿态是远远不够的。帕尔麦特愤怒指出,政府的赔偿金不到位,却在国际上打着原住民的旗号夺人眼球。加拿大广播公司更直言:特鲁多的真实目的不是为了原住民的利益,而是在加拿大争取联合国非常任理事国席位上“作秀”。
加拿大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六年前在其报告中提出的94项行动,至今未能实现,原住民依旧面临系统性贫困和社会边缘化等难题。据该委员会统计,截至2017年,加拿大原住民人口已从一百多年前占全国总人口的98%,沦为不到5%的少数族群,其中很多原住民部落彻底消失。同时,原住民族的人均寿命远低于加拿大的平均水平,但患精神疾病、酗酒、吸毒和自杀的比例则远高于平均线。
由此来看,加拿大政府想要真正实现与原住民的和解,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