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独特印记，更是一座城市的根与魂。

千年莞邑，曾孕育了容庚等一批多有建树的学术大家。

2020年11月3日，文化和旅游部2020年度国家美术作品收藏和捐赠奖励项目“有容乃大——容庚捐赠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共展出中国著名古文字学家、收藏家容庚及其家属捐赠的展品近300件，其中包括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一级文物青铜器栾书缶、故宫博物院藏《兰亭八十刻》、中山大学藏《金文编》手稿等。

展览不仅展现了容庚的学术、艺术、收藏生涯，治学、治艺方法，为人处世的方式，及其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和重大意义，也展现了东莞作为家乡给予其深厚的文脉家学滋养和金石书画启蒙。

2021年8月5日，为期3个月的“容庚与东莞”大型系列展览活动将在东莞拉开帷幕，届时将推出“容庚与东莞”“方寸精镌鉴古今 ——《颂斋藏印》艺术展”“吉金墨韵——容庚先生旧藏铜器全形拓片展”“‘容’归故里——东莞藏容庚文物展”等6个大展，以及4场“品质文化之都•新时代明伦堂”文博主题讲座，更深入地展现容庚与东莞的联系，让市民认识和了解容庚生平、学识和艺术修养，更好地发挥容庚精神财富对广大市民特别是中小学生的教育意义。

大师其人

容庚(1894-1983)，原名容肇庚，字希白，号颂斋，广东东莞人，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文物鉴藏家、书画篆刻家。作为20世纪中国古文字学的奠基者之一，他饱学鸿儒，古文字研究、篆刻、书法、绘画，无不博学精深；作为鉴藏家，他以一介学者之身，倾尽家财，保全了大量珍贵国宝。他的一生，绽放着智慧和精神的光华。

1922年，他以自己编写的《金文编》手稿请教国学大师罗振玉，被罗视为研究古文字的可造之才。在罗振玉的推荐下，他直接进北京大学读研究生，开始了在北京20多年的治学和收藏生涯。容庚曾历任燕京大学教授、《燕京学报》主编、北平古物陈列所鉴定委员会委员、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岭南学报》主编、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等。其著作《金文编》和《商周彝器通考》至今仍是古文字和考古研究案头必备的书籍。

为了保护国宝不外流，容庚竭尽所能，多方搜求，收藏了大量的青铜器、历代书画、古籍善本、丛帖拓片等。晚年时，他将个人所藏捐献给国家。在他辞世后，子女秉承遗志，陆续将其生前未及捐献的文献捐献给国家，成为中国收藏史上的佳话。据不完全统计，容庚及其家属先后捐赠青铜器200余件，历代书画1200余件套，古籍善本10000余套册，金石拓片、丛帖、名人信札1000余件，以及海量的著作手稿、刻本、抄本。其捐赠之精、数量之巨，殊为难得。

《颂斋藏印》原钤本印谱（一函四册）

走出旨亭街

穿过东莞的迎恩门城楼，沿着热闹的振华路前行，右转进去是一个窄深的小巷。

这里一片清幽，恍如隔世。容庚故居就隐藏在旨亭街八巷里。这是一座有着“三间两廊”样式的小小清代民居，趟栊门、青砖墙、满洲窗……屋内处处透着岭南建筑独有的风情。这里承载着古文字学家容庚、哲学史家容肇祖、金石目录学家容媛他们兄妹的青春韶华。

旨亭街得名有两种说法，第一个是明朝的时候，这里有驿站，有亭，县令出迎恩城门在此接旨；另一种说法是清代侍讲学士林蒲封在街口接旨，而后就地建亭，以志皇帝恩宠。

1894年9月5日，容庚就出生在这里。

容庚出生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他的父亲容作恭写了一首诗，题为《甲午八月初六子长庚生》：“时局正需才，生儿亦快哉。高轩一再过，都为试啼来。”

这是一位父亲对儿子的希冀，希望他能征战沙场，保家卫国。容庚一生“金石铁骨”，终不负厚望。

容庚是家族中的“肇”字辈，原名肇庚，“庚”取长庚之意。《诗•小雅•大东》说：“东有启明，西有长庚。”《史记索隐》引韩诗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就是金星。黄昏时，金星是西方最亮的星，称为长庚。

1913年到1922年十年间，容庚兄妹在母亲的苦心栽培和四舅邓尔雅的悉心教导下，奠定了日后成为鸿儒的基础。

容庚在旨亭街开始了治学之路。在东莞，他受绵长文脉和深厚家学滋养，奠定学术根基；赴北京，他得良师指导，好友助益，成就学术高峰；回广州，他培养扶掖后辈，潜心研究书画，卓有建树。其著作等身，嘉惠学林，其为人处世、为文治学所表现的品德风范更是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

120多年过去，旨亭街八巷二号和容庚的名字，也成为东莞绕不开的人文坐标。

1943年容庚仿戴进《湖山结夏图》轴

古邑文脉

容庚成长、受业在东莞，深受千年莞邑文化土壤的熏陶和影响。

东莞为岭南古邑，东晋咸和六年（331年）立县，素有崇文重教传统，文脉千年流长。明清两代，东莞经济繁荣，带动文化兴盛。政府兴学，官员促学，乡绅助学，宗族重学，公私学馆众多且体系完备，建有县学、社学、书院、私塾、义学等90余所，各类人才不断涌现。宝安书院、龙溪书院等书院授业者多为饱学之士，其中有“粤诗冠冕”之称的李黼平、东塾学派开创者陈澧等，名儒硕彦云集，学子门人多出俊才。

一时间，东莞科名显赫，出现三代及第、四世科甲的盛况。明理学名臣丘濬曾言：“岭南人才最盛之处，前代首称曲江，在今世则皆以为无逾东莞者。”据不完全统计，明清两代东莞有举人1691名、进士223名，居广东前列。

明天顺五年（1461），莞人结凤台诗社，其后县令吴中筑诗社于县城凤凰台下，作为诗人雅集之所，酬唱渐成风气。著名学者屈大均曾称道凤台诗社“颇得源流之正”。至抗日战争前夕，诗社相继近五百年兴衰更替，是东莞历史最悠久、影响最深远的文学团体之一。

清初，东莞县城西北有东湖，莞籍画马名家张穆与善诗能书的进士尹源进先后在此修筑东溪草堂、兰陔别墅，遗民逸士、画家诗人纷至沓来，其中包括“岭南三大家”屈大均、梁佩兰、陈恭尹等人。文人雅集成风，潜移默化地助益东莞文脉的延续。

晚清时期，岭南画坛的杰出代表居巢和居廉（画史上合称“二居”）与可园主人张敬修因画结缘。“二居”擅长花鸟画，在可园客居近十年。他们潜心作画，创造性地把撞粉法、撞水法发扬光大，令笔下所画的花鸟鱼虫栩栩如生，在近代岭南画坛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画家高剑父、陈树人等人深受“二居”影响，开创了岭南画派，东莞可园由此成为岭南近代花鸟画的摇篮及岭南画派策源地。

此外，东莞明伦堂也是一个值得书写的地方。明伦堂原是学宫讲学之所。清道光十八年（1838），东莞乡绅何鲲、方文炳、陈龙安、陈荣光向县府禀请，将东莞与香山交界处珠江出海口浮起的沙坦纳为学宫公产。道光二十五年（1845）广东巡抚将四十顷沙田拨给东莞，以明伦堂名义承领。此后至民国，东莞明伦堂积极参与地方事务，尤其对教育事业给予大力支持。科举时代，提供县内各书院膏火、文武岁科考童生卷资、册金、乡会试卷资、京官旅费、文武会试公车等费；新式教育兴办之后，曾出资筹建5所中学（含东莞县学堂），资助200多所公私小学，资助范围覆盖了全邑的中学、小学、师范学校、职业学校、幼稚园以及民教班等各类学校，并设有大中学生留学津贴及奖学金等。得益于此，莞籍学子赴京留洋深造者众多，且多有建树。

清末，明伦堂在京城留置公产，由容庚外祖父邓蓉镜经手购得烂缦胡同49号（现127号）院落作东莞会馆，容庚伯父容作求亦曾担任明伦堂董事。

容庚

家学为基

莞城人文荟萃，名门望族众多。

旨亭街容氏以科甲起家，家学基底深厚，“一门两名家，五代文脉传”。容庚兄妹三个是容家的第五代名家，由此上数四代：

第一代容廷华，清朝的岁贡生，晚年任广东嘉应州长乐县(今五华县)儒学训导。

第二代容保民，清道光二十六年 (1846)考取广东乡试举人。

第三代容鹤龄，是同治二年（1863）进士，掌教东莞龙溪书院、顺德凤山书院十余年，曾礼聘陈澧来莞讲学，莞邑士子多出其门下。

第四代容作恭，光绪二十三年（1907）拔贡，喜治史学，藏书万卷，现传有《聊自娱斋遗稿》印行。容祖椿，东莞著名画家，居廉弟子，以画花鸟见长，兼擅人物、山水，精鉴赏，是广东诗书画界社团清游会的倡导者之一，也是广东国画研究会的重要成员。

容庚的成长得益于容、邓两大望族之家风熏陶。在家族前辈的引导、指点和培育下，他打下扎实的学术根基。容庚在《我的回忆》里曾写到：“在满满二百九十六年当中，科举中的人在我的县里是如晨星寥落的，我家能够挂上‘父子科甲’的匾额，且科甲的前后尚有些岁贡，附上拔贡的人们，‘世代书香’更足以夸耀闾里。”

容庚外祖父邓蓉镜，同治十年（1871），举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充国史馆纂修官，官至江西按察使，曾掌教广雅书院4年。其祖上为莞城南街邓氏之祖邓云霄（1566－1631）。邓云霄为岭南著名诗人，是明万历二十六年（1589）进士，也是东莞历代诗人中存诗量（存诗2616首）最多的一位。邓蓉镜著有《续国朝先正事略》《知止堂随笔》《诵芬堂诗文稿》等，擅篆刻，富收藏，金石拓本、书籍、古玩、印谱一应俱全。容庚少时，曾得见外祖父的收藏，受此影响，常流连古玩店及书肆，购藏研究青铜器和书画丛帖，成为一名学者型的收藏家。

容庚母亲邓琼宴是邓蓉镜的第三女，深知子女教育的重要性。丈夫去世后，时代坎坷，生活艰辛，她都咬牙承受，把六个子女培育成才。容庚在《本支世系家传》中如此评价母亲：“侍夫教子，极备劳苦，勤俭严毅，子女受熏陶，均克成长。”

1908年，邓琼宴的四弟邓尔雅归国，至广州启明小学任教。邓琼宴举家也搬迁到广州，与邓尔雅做邻居，让邓尔雅教导容氏兄弟读书。辛亥革命之后，邓琼宴带着孩子们回到东莞容家祖屋，请了一位老秀才教导容氏兄妹。再后来，为方便子女就读东莞中学，又恰逢邓尔雅在东莞中学任教，她再次搬家到东莞中学附近与邓尔雅为邻。

在邓琼宴的苦心栽培下，才有后来容庚兄妹的成才和对社会的贡献。1930年，邓琼宴去世，容庚思及母亲种种，悲痛万分。他在《颂斋吉金图录》序言说道：“慈母见背，欲养不待，所以报母者，惟当自奋于学，不辱先耳。”

颂斋部分藏印

邓尔雅是容庚四舅。年长容庚11岁的邓尔雅对容庚兄妹最亲厚，影响也最大。邓尔雅幼承家学，早年攻篆刻、书法和文字训诂，并师从何邹崖学印。印、书、诗、画皆负盛名，尤擅金石书法、文字训诂，著有《文字源流》《邓斋笔记》《印学源流》等。他1899年入广雅书院就读，成为陈澧门下三传弟子。1905年赴日学医，后改学美术。1910年回国，任小学教员，积极参加各类社团，加入邓实、黄节等组建的国学保存会，以及柳亚子、黄宾虹、蔡守创建的南社，负责南社广东分社社务，参与黄宾虹等组建的贞社，与潘达微、黄般若等组建国画研究会香港分会。

邓尔雅学养丰厚、文史哲皆通，以金石、书法驰名岭南。容庚曾这样描述邓尔雅：“舅氏蔼然可亲，未尝见其愠怒之气，且辩才无碍……”

容庚在与邓尔雅学习时，对金石古文字的兴趣大增，在舅舅的指导下，根据拥有材料进行研究，开始编写《金文编》。为了鼓励容庚，邓尔雅还将李清照《金石录后序》中的一句话“有饭蔬衣练，穷遐方绝域，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刻印给他，助其搜集难得的资料。容庚不负所望，5年时间里不舍昼夜，潜心编写《金文编》，于1922年完成《金石编》初稿，开启其学术、艺术大家之路。

群星荟萃

一个人的影响和地位，可以从他的“朋友圈”略知一二。容庚的朋友圈几乎汇聚了那个时代所有的文化光芒。

罗振玉，中国近代金石学家、农学家、教育家、考古学家、敦煌学家、目录学家、校勘学家、语言文字学家、甲骨文学家、文物收藏家，甲骨四堂(即罗振玉、王国维、董作宾、郭沫若)之一。

马衡，西泠印社第二任社长，金石学家、考古学家、书法篆刻家，曾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考古学研究室主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他对中国考古学由金石考证向田野发掘过渡有促进之功，被誉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前驱。

王国维，中国近现代相交时期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学者，在教育、哲学、文学、戏曲、美学、史学、古文学等方面均有深诣和创新，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留下了广博精深的学术遗产。

陈垣，杰出的历史学家、宗教史学家、教育家。陈垣与陈寅恪并称为“史学二陈”，“二陈”又与吕思勉、钱穆并称为“史学四大家”。

顾颉刚，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古史辨学派创始人，现代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拓者、奠基人。

张荫麟，东莞人，著名学者、历史学家，代表作有《中国史纲》。

……

1922年6月，容肇祖要北上投考北京大学，容庚与之同行。经邓尔雅的朋友写信介绍，容庚专程到天津拜访罗振玉，以《金石编》向之请教。罗振玉看了《金文编》，十分赞赏，认为自东汉许慎《说文》之后，虽历有学者研究古篆，却未有系统成书，容庚做了他想做而一直没做的事情。他再三叮嘱容庚，“务竟其成”，同时写信将容庚推荐给北京大学的马衡教授，称赞其“治古金文，可造就也”。马衡见《金文编》初稿后，直接破格录取只有中学学历的容庚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

罗振玉还写了一封介绍函给容庚，将其介绍给王国维。王容二人相见如故，王国维不仅对《金文编》赞不绝口，还积极筹划付印出版。编撰《金文编》时，王国维为该书举证四五十事、订正二三十条，并在序言中评价：“其书祖述中丞而补正中丞书处甚多，是能用中丞之法而光大之者”。后《金文编》的出版，让容庚一举成名，走上了事业的新起点。

正因此评价，郭沫若以“未知友”之名与容庚开始书信往来，留下了56封学术交流信函，成为学界佳话。容庚在《怀念郭沫若同志》一文中说：“五十年来，我一直把郭沫若同志的书信看作友谊的象征，郑重地珍藏起来。”1930年4月19日，容庚母亲邓琼宴病逝，他曾撰母亲行状寄郭沫若。郭沫若5月29日致函容庚劝其节哀，并撰联挽“邓太夫人”，自署郭鼎堂，并序：“年来客居海外，得与容子希白结文字交，窃足快慰生平，顷者突奉世伯母邓太夫人仙逝之耗，哀悼之馀，自悲身世，念及家有父母，不能尽晨昏之养，尤深风烛之警，不愧无文，缀成数语，藉表哀忱之耳。”

容庚到京后入住上斜街东莞新馆，以乡谊为纽带，与莞籍学者、藏书家伦明及张伯桢成为好友；入读北大国学门后，进而结识陈垣、顾颉刚、张荫麟等良师益友。得良师指点引导，与益友切磋促进，容庚学问精进，逐步走上治学高峰。

陈寅恪，中国现代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当年，容庚与陈寅恪同在北平，交往甚多，在《陈寅恪集•书信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中收录陈寅恪致容庚信函9封。

容庚曾是陈垣学生，又因陈垣与莞籍学者伦明为知交好友，所以容陈二人交往日益频繁。容庚入职燕京大学后，又与陈垣成为同事，于是两人由师生渐成莫逆之交。当代历史学家陈智超曾说：“因为陈垣的原因，很多在北京的东莞学人聚集在一起。”《陈垣往来书信集》中收入陈垣和容庚往来书信11封。

又因伦明、张伯桢、梁启超同为万木草堂弟子，且张伯桢是梁启超在东莞讲学时弟子，容庚因此与梁启超相识，曾于1925年10月5日专程前往清华拜访梁启超，并赠送《金文编》。

容庚亦借助乡谊结识商承祚、张荫麟等人，与之成为志同道合的学术挚友，相互切磋转益，共同推动中国金石学和考古学的发展。容庚经容肇祖结识顾颉刚，两人志趣相投，重视考古调查，曾多次结伴外出访古旅行，对其治学金石考古有重要影响。

1933年6月，在燕东园容庚家中，容庚、容肇祖、商承祚、董作宾、张荫麟、郑师许等12人拟成立金石学会。次年9月1日，该组织成立并改名为“考古学社”，成为中国最早的考古学家社团。考古学社汇聚了当时国内著名金石学家、古器物学家及考古学家，对促进中国金石学、考古学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容庚1922年到北京，1946年2月离开，中间除回乡探亲，以及短暂的旅游考察外，24年几乎都在北京。容庚日记从1925年元旦始，至1946年2月26日终，涉及人物有数百人之多（书后人名索引约900人），包括前清遗老、学界泰斗、民国政要，也包括青年俊杰、时代女性以及商人百姓，甚至还有一些在当代史上云隐的人物如赵叔雍、卫聚贤等。后来在学界、艺术界崭露头角的年轻人郑德坤、陈梦家、启功、王世襄等人也频繁出现。

在北京，容庚接触到那个时代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家，如黄宾虹、齐白石、张大千、司徒乔、蒋兆和等人，容庚与他们频繁往来，受益匪浅，并留下了大量的交往书信。

当时的北京，不仅是中国学术界尤其是金石和考古研究的中心，也是国际学者必然访问和寄居之地。在此期间，容庚结交了许多研究中国或东亚文化和历史的国际大家，如明义士、伯希和、福开森、安特生、顾立雅、叶慈、叶理绥、葛维汉、戴闻达、鸟居龙藏、内藤虎、平冈武夫等。与这些人的交往，大大开阔了容庚的眼界，提升了见识，使他学术研究更加成熟和国际化。

容庚金文临牧师父簋铭文轴

根叶相连

容庚在北京的朋友圈交集大多始于东莞会馆。

清朝时北京的东莞会馆为莞籍举子来京赴考的居所，亦是莞籍学人聚集之地。民国时期，北京有两处东莞会馆并行使用，一处是位于烂缦胡同的东莞会馆，另一处是上斜街东莞新馆，容庚兄弟初来京即落脚此处。1922年10月，留京东莞学会在东莞新馆成立，宗旨为“联络感情，研究学术，谋本邑文化之增进，社会改良为目的”，容庚、容肇祖任审查员。

容庚留京治学24年，两处东莞会馆成为其会见亲友、交流学术、弘扬乡邦文化的重要场所。1922年，容庚来到京城，成为了会馆东莞籍学生骨干；1935年，容庚已是燕京大学教授，又来到会馆，与烂缦胡同东莞会馆的民俗学家张次溪一起，在伦明家合编《东莞袁崇焕督辽饯别图诗》，以记述袁崇焕爱国史实。东莞新馆亦是容庚艰难时期安身立命的庇护所。1941年，因燕京大学被日军封闭，容庚从燕东园移居东莞新馆居住了五年。

1946年，53岁的容庚回到广州，成为岭南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系主任兼《岭南学报》主编。他悉心培养人才，潜心书画研究，编纂《丛帖目》《颂斋书画小记》等著作，卓有建树。

容庚成长受业于东莞，求学治学于北京，精研书画于广州，为中国古文字、青铜器及古书画的考订研究及人才培养作出了杰出贡献。

生于斯，长于斯，莞邑、莞人对容庚的一生影响深远。他从旨亭街出发，笃行致远，终成国学巨匠，亦成为故乡星空中最闪亮的“金星”。

文化照耀城市

历史的车轮滚滚，城市与文化不断融合，形成底蕴深厚、内涵丰富、特色鲜明的城市风貌。

以文化人，以德润城。千年莞邑，从文人名仕辈出的书香之地到如今的经济强市，从历史文化名城到现代都市的万千繁华，那份骨子里流淌的温润大雅，成就了这座城市的辉煌。

在东莞“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将城市文化软实力建设作为城市品质提升的重要抓手，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更富文化内涵和活力的品质之都，塑造与湾区都市地位相匹配的文化优势。

在容庚离开近40年后，这个城市的文化血脉继续生长。东莞以举办“容庚与东莞”大型系列展览活动为实际行动，让容庚及其代表的莞邑文脉继续滋养着城市文明，让城市绽放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