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疫情肆虐, 莫迪时代真要结束?
2021/06/25 | 作者 任其然 | 收藏本文
今年3月7日,西孟加拉邦地方选举开始前,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万人集会并发表演讲。在主持人“罗摩大神万岁”的呼喊声中,莫迪登上贴有执政党印度人民党(BJP,下称“印人党”)莲花徽章图案的讲台。他抨击当地执政的草根国大党(AITC)背叛了民众。
“农民、工人和职工的生活有如他们所愿获得改善吗?”莫迪信誓旦旦地说,只有他的党才能带来西孟加拉人想要的发展,“真正的改变意味着贸易和经营的蓬勃,最大限度的投资,21世纪水平的现代基建……”
一个月之后,第二波新冠疫情中莫迪政府的糟糕应对,和他精心维护的强人领袖形象形成了巨大落差。随着各项数据的高企,莫迪不得不在4月中旬录制一期访谈节目,亲自“采访”著名医学专家沙申格·乔希(Shashang Joshi)。后者告诉听众,印度有着充足准备,“我们有非常棒的治疗,我们有氧气,我们有呼吸机”,他还劝告听众要相信医生和政府的指引,不要相信那些“手机上看到的消息”。
然而,肆虐的疫情下,全球媒体的镜头都对准印度:医院爆满,数位病人挤在同一张病床上;供氧不足,病人家属焦虑地排队充氧;死者过多,遗体火化服务24小时运转,木柴供不应求……5月中旬的印度媒体上,恒河上的浮尸占据了大量版面。近年来河葬已经罕见,路透社指印度政府承认其中有不少是新冠死者,并猜测他们去世后被家人或村里人匆匆抛入恒河。
来势汹汹的疫情似乎破除了莫迪的政治神话——多年来,他一直将自己打造为雷厉风行的改革者。2016年11月,他以打击腐败为名突然宣布废除旧版大额钞票,震惊国内外。2020年第一波疫情初始,莫迪在没与地方政府商量的情况下强制推行封城措施,如此一刀切的政策被外界诟病,但也塑造了他不拘常规的强人形象。然而,面对更凶猛的第二波疫情,莫迪政府似乎反应迟钝,迄今也没有推行新的全国封锁。
与此同时,西孟加拉邦、阿萨姆邦、泰米尔纳德邦和喀拉拉邦均在4月举行了地方选举,印人党接连遭遇失败。在诸多家庭遭遇变故的时刻,不少人开始想象莫迪时代的结束。《纽约时报》称,印度疫情“动摇了莫迪的威力”;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直言,“印度遭遇的是一场大屠杀,由其自我迷恋的领导人所酿造”。
媒体对印度疫情的报道,往往聚焦于民众的痛苦和现实的惨烈,并力图追究中央政府的责任。这当然无可厚非。但这些图景并非印度的全部现实——这缘于莫迪的强人和改革者形象被外界所高估,而他身后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政治议程却又被外界所低估。这二者的结合,或许才是印度疫情失控与政府救济不足的主因。疫情能否撼动莫迪的统治?在莫迪治下,中央与地方又显示出什么关系?
应对疫情,印度各地差异显著
在印度的第二波疫情中,受灾最严重也最为广泛报道的是首都德里。3月15日,德里每天仅新增不到500例新冠病人。但很快病例数呈直线上升,4月1日德里新增确诊2790例;10天后的4月10日,这个数字已经接近8000;22日,德里疫情达到了峰值,日增26169例。
相比起病例的快速攀升,德里政府的应对要迟缓得多。执政德里的是反对党“普通人党”(Aam Aadmi Party)。其党魁暨德里首席部长凯基利瓦尔(Arwind Kejriwal)直到当地每天新增两万例、氧气余量不足24小时的4月底才宣布封城。其后,封锁一直持续。
2021年4月25日,印度加尔各答,街道上立有印度总理莫迪的人像标志。目前,加尔各答每两人中就有一人检测为新冠阳性。
普通人党于2015年德里议会选举后上台执政。他们第一次参选时,在议会的70个席位中获得了67席,堪称大胜。凯基利瓦尔是社工出身,在2011年的印度反腐社会运动中担任民间领袖安纳·哈扎雷(Anna Hazare)的重要助手。
左翼作家阿兰达蒂·洛伊曾嘲讽凯基利瓦尔喜欢自吹自擂、虚张声势。但反腐运动后,凯基利瓦尔挟运动的势头组建了“普通人党”,标榜候选人清廉无犯罪记录,并热心社会工作,博得了许多基层选民的好感。
第二波疫情发生后,普通人党的执政能力遭到了质疑,包括其设计的医疗预约系统严重过载,对氧气的需求没有足够的应急预案,导致系统混乱、病人无法入院等等。直到5月15日,凯基利瓦尔才宣布,将在德里的每个区设氧气库并提供送氧上门服务,方便那些在家休息的轻症患者。但此时,疫情已经从高峰缓解,德里的阳性检出率下降至11%,每日新增病例也降到了7000人以下。
莫迪的印人党趁机攻击普通人党的施政,指责他们没有在医疗上投入足够资源,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5月10日,印人党全国发言人帕特拉(Sambit Patra)指责普通人党将太多预算花在政治宣传上,从而“把责任推给中央,把自己的手洗白”。
吊诡的是,普通人党之所以能长期在德里站稳脚跟,恰恰与其提供的基层医疗保障相关。组建政府后,普通人党在德里推广了一套三级医疗体系:基层医疗由普通人党创制的街道诊所(Mohalla Clinics)构成,这也是普通人党的重要创举。
这些街道诊所往往跻身于一个狭小的空间,配备数名医护人员,从而为普通民众提供价格低廉且快捷方便的医疗服务。截至2020年,全德里共设置了450间街道诊所;中层医疗由综合诊所保障,再往上才是德里市属或中央直属的大型全科医院。
对于上述医疗系统,医疗机构“亚洲健康分析”(Health Analytics Asia)给予了一定积极评价。其分析员Jisha Krishnan指出,德里市政当局对医疗卫生的拨款远高于其他地区。比如2019到2020财年,德里政府将14%的支出用在医疗保障上,而在一般的邦级行政区,这个数字在3%到5%之间。
但如今,这样的三级诊疗体系反而显示出了弱点:它可以帮助社区居民处理小病,却无法处理大规模的疫情。据印度《商业标准报》报道,在新冠疫情中,原先为一般小疾病设计的街道诊所严重过载,且缺乏足够的设施和人手帮助患者。2019年,普通人党政府曾计划在未来六个月内修建三所医院,并在全德里增加约11000张病床。但这一计划进展非常缓慢,至今仍未达成。
不过,德里的困境并非完全由德里自身造成,相邻的人口大省北方邦的疫情蔓延,是德里医疗挤兑的最重要因素。
据印度《大篷车》报道,北方邦农村地区的疫情可能远比外界想象中要严重。该报记者Sunil Kashyap在戈勒克布尔地区采访时发现,在他走访的12个村落中,没有一个村子能在20公里内找到新冠检测点,这意味着大多数村民生了病之后很难得到确诊,更别提及时的治疗。
在当地的Tikwapur村,迄今已有30多名村民死于类似新冠的症状,其中大部分都没得到核酸检测。一个村民告诉Sunil,他们担心去了城里的医院会死在那里,于是干脆待在家里,希望能自我痊愈。需要氧气的村民被推到大树下,希冀这样氧气浓度能高一些。
与此同时,北方邦的官员们纷纷表示,疫情被严重夸大了。北方邦首席部长约吉·阿蒂提亚纳特宣称,当地氧气和医疗承载力都是充足的。然而,越来越多的当地病人正涌向德里寻求氧气和治疗。
北方邦由印人党执政,人口多达2亿,是印度人口最多的邦,也是农业和工业大邦。在英属印度时期,北方邦所在的恒河流域是印度工农业的中心区域。随着产业逐渐向沿海转移,北方邦的经济逐渐落后于许多地区。2019-2020年度,北方邦人均名义GDP约为970美元,是印度最低的邦之一。相比较,德里的人均名义GDP在同一时段达到了5300美元。
北方邦还拥有全印第二高的总和生育率,2015年的数据显示,北方邦女性平均一生要生3.1个孩子,相比之下德里的数据为1.7,全印平均为2.3。也因此,北方邦成为了印度的人口流出大省。在2020年疫情刚暴发的日子里,印度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画面之一就是北方邦农民工从封城的德里徒步回乡。
2021年5月11日,印度新德里的一个火葬场,亲属们正在为因新冠肺炎遇难的亲人哀悼。
同为人口大邦,确诊人数同样不少的马哈拉施特拉邦,情况较北方邦稍好,尤其是邦内大城市孟买,没像德里那样出现极其严重的医疗挤兑现象。
据《印度斯坦时报》分析,尽管孟买的疫情和德里同样严重,但当地政府采取了一套类似网格化的管理体系。他们将孟买分为几百个小区,每个区设立分支,上行下达;更大区域则设立区域指挥部,所有医院的病床和氧气都通过指挥部进行分配。
在孟买,核酸阳性的检测报告理论上不会直接通知病人,而是先分配到指挥部,再根据情况判断哪些人需要医疗资源,以减少挤兑。缺少氧气的区域也会将病人分配到氧气富余区域的医院。
位于印度最西南、由印共(马)执政的喀拉拉邦同样在第二波疫情中确诊数暴增,5月12日时达到单日确诊43529人的峰值。这让当地的氧气和病床供应受到极大压力。喀拉拉政府开始征用学校、体育馆等地设立临时隔离和治疗中心,并发布了严格的封城令,当下整体秩序比较稳定。
相比其他邦,拥有3400万人口的喀拉拉是印度疫苗接种率最高的邦之一。迄今有超过200万人接种了两剂疫苗,600万人接种了第一剂。这些人多为45岁以上的高危人群和医护工作者。5月17日,喀拉拉当局发出指引,开始为44岁以下的人群开展接种。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在人口近喀拉拉七倍的北方邦,截至5月8日,45岁以上人群仅仅接受了450万剂疫苗注射。
上述各大省邦在疫情下展现出的不同应对方式,也反映出印度政治的许多要素。
在印人党执政的北方邦,首席部长阿蒂提亚纳特是一位印度教僧侣,也是戈勒克布尔寺庙的住持,以激烈的宗教言论闻名。在2017年的北方邦地方选举中,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以经济发展的论述打动许多选民,席卷大部分席次。
但令人大跌眼镜的是,莫迪任命了毫无经济发展和政府管理背景的阿蒂提亚纳特担任首席部长。这是由于莫迪的发展议程需要得到地方力量和激进印度教民族主义力量的支持,因而他也要回馈这些力量,比如将首席部长一职交给这样一位瑜伽士僧人。疫情之中,阿蒂提亚纳特的执政短板也就显现出来。
在德里、马邦和喀拉拉这三个隶属于不同反对党管辖的邦,也显示出了各自的一些特点。
德里的普通人党是社会运动起家,他们的执政也瞄准大众日常关心的话题:医疗资源、社区福利等。第二波疫情中,许多报道指出,普通人党的社工积极帮助需要医疗资源的普通人对接医院。但这种执政也有短板,那就是在需要统筹安排氧气和床位等资源时效率不足。因此到最后,不堪医疗重负的德里只能选择封城。
主导马邦的湿婆军党是印度教民族主义政党,一度和当今执政的印人党合作。但湿婆军的意识形态更倾向于地方主义,因此他们从头到尾都在部署自己的防疫方案。当莫迪在4月中旬呼吁地方政府不要封城以免危害经济时,马邦政府反而开始执行更严格的封城令,并用一整套系统来监测和管理医疗资源。
喀拉拉邦的例子更为特殊。作为长期由印共执政的邦,喀拉拉的城市和乡村间没有过大差距,这使得当地疫情虽然严重,但暂未导致严重的医疗挤兑。疫苗的大规模接种则反映出喀拉拉较高的教育水平和对于疫情信息的普及效果。喀拉拉邦的识字率高达96%,而北方邦不到70%。喀拉拉政府也尤为重视宣传,不光是首席部长频繁出席新闻发布会,政府还大量制作了广告、短视频、图文消息,宣传防疫方式和接种疫苗的必要性。
“强人领袖”莫迪无法摆脱的宿命
各邦情况之不同可以说明,印度的疫情危机并非单一因素导致,既有政府是否重视防疫的要素,也有应急能力的原因,更涉及各地的基础设施、社会动员能力和经济基础。
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对资源的调配、统筹和管理就更为重要。然而,从氧气分配到医疗资源管理上,莫迪政府远不能说做到了足够。
比如,印度《印刷报》的一篇报道提到,印度中央政府在2020年就成立了一个小组,专门负责调配印度的氧气储备,然而在第二波疫情里,德里当局仍然没能从中央收获足够的氧气配给。这其中既有制氧能力上南北分配不均、运输系统效率不够的问题,也涉及德里政府的行政能力,乃至其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冲突。
研究印度政治的法国学者杰弗里洛特(Christophe Jaffrelot)将这种各自为战的局面形容为“印度联邦制度的一场危机”。
当中央政府成为众矢之的时,新出炉的地方选举结果似乎对莫迪的统治雪上加霜。
在西孟加拉邦,印人党得到邦议会294席中的77席,不敌草根国大党;在阿萨姆邦,印人党主导的“全国民主联盟”虽保住执政地位,但反对党的得票率几乎与之持平;在泰米尔纳德邦,“全国民主联盟”的席位减少了61个,败给对手;在喀拉拉邦,印共(马)扩大了执政优势,印人党则失去了原本仅有的1席议席。
不少报道称,上述选举结果体现了印度人对中央政府防疫政策的不满。然而,在2016年的上一届西孟加拉议会选举中,印人党及其盟友仅获得3个席位,此次却增加到77个,印人党阵营获得的总票数逼近40%。因此,这实际上是印人党的一场巨大胜利。至于同一时间其他几个选举失利的邦,也都是印人党长期无法攻入的区域,不能说是其力量受到了削弱。
各地地方政府各自为战,其实是印度独立后长期政治发展的某种结果。在这样复杂的国家中,任何政党都需要收编地方政治精英才能执政,反过来,地方政治精英也要求主流政党容纳其地方利益。美国学者弗兰克尔(Francine Frankel)早在1978年出版的《印度政治经济》中就指出,印度独立后村镇中有资产有土地的阶层,依靠选举政治反而获得了更大权力,和政治制度设计者开始时希望的用大众民主制衡既得利益的思路,形成了鲜明反差。
这导致的结果是,印度的经济和国家管理也分为中央政府和地方精英两个维度。而在这中间,农村精英和地方政治力量可以同时得到各方面的好处。北方邦的政治就是这种模式的极致代表——就算莫迪用他的发展承诺帮助印人党在此执政,最终还是得选择当地出身的僧侣担任邦内“一把手”。
尽管近年来,越来越多人认为莫迪是一位“强人政治家”,或认为他带有威权主义的政治倾向,但其实,莫迪也无法摆脱对地方精英的依赖。尽管他在竞选时不断承诺将致力于现代化的国家和发展,但其权力始终来自于印度特色的选举政治,这注定了他必须和地方分享权力。他所提倡的种种改革,最终只能停留在不断拉动投资的层面,而无法改变传统上“中间人食利”的惯性,也意味着改革无法惠及北方邦村落中的底层群体。
这亦使得莫迪在政治上走向更激进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在经济上体现为进一步放松对大资本的管制,因为这两条道路不需要触动印度政治结构中的既得利益,也能取悦他最重要的支持力量——印度教民族主义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RSS)和大商人群体,并能在未来给他本人留下一笔政治遗产。
莫迪致力维护的公共形象——发展、权威、强大的领导者,都与他实际展现出来的某种“无能为力”形成反差。印度人也许很清楚自身的困境,他们想要一位强人领导者,所以选择了看起来像是强人的莫迪。但无论在经济改革还是防疫措施上,莫迪都远远称不上一位“强人领袖”。只不过,在后疫情时代的印度,这样的形象仍会让对现实失望的印度人继续选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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