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经分开”已到了不能不做的时候
2013/09/15 | 收藏本文
薄熙来案的公开审理,大连实德集团董事长徐明的出庭,给社会各界带来了不小的震动。企业家、商人和以官员为代表的权力之间的关系,淋漓尽显。表面上,薄熙来是一个不断升迁的官员,但暗中,夫人却与富商们有各种关联,徐明等企业家几乎成了薄家的“提款机”和“钱袋子”。这类企业家之所以对官员家人有求必应、鞍前马后,无疑是因薄熙来手中的权力,他的一个建议、批示,对商人来说就是一个重要的获利机会。
薄熙来与徐明式的腐败链是当下常态。如企业家黄怒波最近在亚布力论坛所言,民企的处境如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大狼狗,给块骨头得赶快吃,不需要了一脚就踢开。“从中国现状来看,一个官员倒下了,一批企业家也就跟着倒下了。”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政府及其官员与经济的联系太紧密,企业家不得不依附于权力。尤其GDP中心论背景下,许多地方政府从自己掌控的资源为出发点发展经济,各种资源的审批并无严格的程序和规范来保障,因此很多地方推动发展经济的措施,常常成为官员权力寻租的由头,政府干预经济的机会越大,官员贪腐的可能与比例就越多。
有些地方官员利用行政干预,通过增加民企利润来创造权力租金;还有一些地方官员,会提出某项能使企业利益受损的政策作威胁,迫使企业分割利润给官员。这种政经不分的架构必然导致市场竞争不畅、经济效率低下和社会分配不公,腐败亦愈演愈烈。无论怎样改革经济发展模式,只要政府仍在直接掌控经济,权力就会成为市场中最值得争取的财富。古人在总结一些朝代灭亡的历史教训时,说过四个字:贿随权集,意为贪腐贿赂总是伴随权力而聚集,谁的权力大,贿赂者便会像苍蝇一样叮上来。权力在很多人眼中,早被物化成了商品,被徐明等商人计入聚敛财富的成本。
民营企业家对这种现状的危机感,已有共识,越来越多的企业家从自身立场提出了解决方案。有说要通过参政来保护自己权益的;有说要守法经商,不对权力抱幻想的;也有反思不要主动贿赂,不用非正常手段获利竞争的……凡此种种,企业家的自我改变意识,当然很重要,但仍难解决根本问题,因为总有些企业家会出于获利冲动,陷入权钱交易。至于官员一方,更是难以扼住“一朝权在手”的风光与财色诱惑。要改变现状、治理腐败困境,救经济、保政权,最重要的还是要让政经分开,最大限度地斩断权力与经济之间可能发生的一切不正当关系,才能从根子上断绝权钱交易。
政经分开的前提,首先是规范党政关系。邓小平在改革之初就提出了“党政分开”的思想,他主张要把政府的行政权、司法权、检察权等,从党政合一的体制中分离出来。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通常只是一种“政治领导”,党只掌管大政方针,掌握对国家经济发展的路线、方针和目标,以及重大人事的推荐任免权,科学划分党政职能的性质和职权,不再延续党政不分、以党代政、职责混淆等模式。在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的前提下,以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为原则,减少党直接干预市场经济的机会和范围,不断提高和改进党领导经济的方式方法,集中精力管大事,从而建构出新型的党政关系。
其次,政经分开后政府要充分尊重市场经济的规则,尽可能多地退出对经济的直接参与,转而通过法律、制度服务于社会与经济。一方面明确划分社会与市场的范畴,使人们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完全遵循市场规则,改变与腐败有关联的权力架构;另一方面要增加法治建设,让市场经济与法治社会紧密结合,才能改变人治环境对市场经济的破坏和干扰。
好在新一届政府已清醒地认识到,政经不分对社会与市场的危害。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在讲话中强调,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只有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李克强总理也把理清政府与市场关系作为本届政府改革的重点,他说:“这次改革方案核心是转变政府职能,当然也是简政放权……说白了,就是市场能办的,多放给市场。社会可以做好的,就交给社会。政府管住、管好它应该管的事。”中央对经济工作确定的总基调,需各地政府根据实际去创造性落实,才是提高党领导经济工作水平的直接体现。
新近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防治腐败的“5年工作规划”与《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的意见》,将之视为未来改革工作的一体两面,把职能转变作为改革的核心,把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作为重要突破口,通过简政放权来减少腐败,增强经济发展的动力。会议还提出了“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的口号,为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好了舆论和思想准备。
人们有理由相信,通过政经分开、简政放权,地方政府会逐渐减少对生产要素与资源的权力垄断,改变对经济的领导方式和方法。这是真正的民心民意所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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