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来案的公开审理，大连实德集团董事长徐明的出庭，给社会各界带来了不小的震动。企业家、商人和以官员为代表的权力之间的关系，淋漓尽显。表面上，薄熙来是一个不断升迁的官员，但暗中，夫人却与富商们有各种关联，徐明等企业家几乎成了薄家的“提款机”和“钱袋子”。这类企业家之所以对官员家人有求必应、鞍前马后，无疑是因薄熙来手中的权力，他的一个建议、批示，对商人来说就是一个重要的获利机会。

薄熙来与徐明式的腐败链是当下常态。如企业家黄怒波最近在亚布力论坛所言，民企的处境如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大狼狗，给块骨头得赶快吃，不需要了一脚就踢开。“从中国现状来看，一个官员倒下了，一批企业家也就跟着倒下了。”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政府及其官员与经济的联系太紧密，企业家不得不依附于权力。尤其GDP中心论背景下，许多地方政府从自己掌控的资源为出发点发展经济，各种资源的审批并无严格的程序和规范来保障，因此很多地方推动发展经济的措施，常常成为官员权力寻租的由头，政府干预经济的机会越大，官员贪腐的可能与比例就越多。

有些地方官员利用行政干预，通过增加民企利润来创造权力租金；还有一些地方官员，会提出某项能使企业利益受损的政策作威胁，迫使企业分割利润给官员。这种政经不分的架构必然导致市场竞争不畅、经济效率低下和社会分配不公，腐败亦愈演愈烈。无论怎样改革经济发展模式，只要政府仍在直接掌控经济，权力就会成为市场中最值得争取的财富。古人在总结一些朝代灭亡的历史教训时，说过四个字：贿随权集，意为贪腐贿赂总是伴随权力而聚集，谁的权力大，贿赂者便会像苍蝇一样叮上来。权力在很多人眼中，早被物化成了商品，被徐明等商人计入聚敛财富的成本。

民营企业家对这种现状的危机感，已有共识，越来越多的企业家从自身立场提出了解决方案。有说要通过参政来保护自己权益的；有说要守法经商，不对权力抱幻想的；也有反思不要主动贿赂，不用非正常手段获利竞争的……凡此种种，企业家的自我改变意识，当然很重要，但仍难解决根本问题，因为总有些企业家会出于获利冲动，陷入权钱交易。至于官员一方，更是难以扼住“一朝权在手”的风光与财色诱惑。要改变现状、治理腐败困境，救经济、保政权，最重要的还是要让政经分开，最大限度地斩断权力与经济之间可能发生的一切不正当关系，才能从根子上断绝权钱交易。

政经分开的前提，首先是规范党政关系。邓小平在改革之初就提出了“党政分开”的思想，他主张要把政府的行政权、司法权、检察权等，从党政合一的体制中分离出来。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通常只是一种“政治领导”，党只掌管大政方针，掌握对国家经济发展的路线、方针和目标，以及重大人事的推荐任免权，科学划分党政职能的性质和职权，不再延续党政不分、以党代政、职责混淆等模式。在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的前提下，以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为原则，减少党直接干预市场经济的机会和范围，不断提高和改进党领导经济的方式方法，集中精力管大事，从而建构出新型的党政关系。

其次，政经分开后政府要充分尊重市场经济的规则，尽可能多地退出对经济的直接参与，转而通过法律、制度服务于社会与经济。一方面明确划分社会与市场的范畴，使人们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完全遵循市场规则，改变与腐败有关联的权力架构；另一方面要增加法治建设，让市场经济与法治社会紧密结合，才能改变人治环境对市场经济的破坏和干扰。

好在新一届政府已清醒地认识到，政经不分对社会与市场的危害。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在讲话中强调，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只有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李克强总理也把理清政府与市场关系作为本届政府改革的重点，他说：“这次改革方案核心是转变政府职能，当然也是简政放权……说白了，就是市场能办的，多放给市场。社会可以做好的，就交给社会。政府管住、管好它应该管的事。”中央对经济工作确定的总基调，需各地政府根据实际去创造性落实，才是提高党领导经济工作水平的直接体现。

新近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防治腐败的“5年工作规划”与《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的意见》，将之视为未来改革工作的一体两面，把职能转变作为改革的核心，把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作为重要突破口，通过简政放权来减少腐败，增强经济发展的动力。会议还提出了“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的口号，为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好了舆论和思想准备。

人们有理由相信，通过政经分开、简政放权，地方政府会逐渐减少对生产要素与资源的权力垄断，改变对经济的领导方式和方法。这是真正的民心民意所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