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春天，希腊爱琴海南部的克里特岛都会挤满来自全球的游客，但有一个地方是例外——那便是海岛东部小城锡提亚（Sitia）。这里人口仅有2.1万，一直保持着与世无争的姿态。

与有着唐人街的首都雅典不同，这座小城仅有三户华人，三十来岁的吕宝清夫妇是其中一户。他们于2004年抵达希腊，四年后来到克里特岛，开了一家服装店。“春节期间我们照样开门，节前和另一户同乡聚了一次餐而已。大家都忙。”老板吕宝清边说边哈哈笑着。

这里没有贴春联的传统，更看不到舞龙舞狮这些华人社区的传统项目，吕宝清说，“只是比平时多做了几道菜”。不过，给孩子包红包这道程序没被省略。

2021年年初，锡提亚出奇的暖和。受疫情影响，城区仍处于半封闭状态，属于“非必需生活物品”的这家商铺刚刚被准许开张，但生意不见起色。好在自去年3月起，希腊政府对商家采取相关补助政策，商店被禁止开张期间，夫妻俩每人每月能得到500欧的补助；房租则从减免40%到全部减免。

锡提亚市区

除了他们，岛上还有不少的外来者，出于爱情、工作或生活需要，选择了归隐田园般的宁静生活。而在被新冠疫情改变的世界中，这或将成为一种长久趋势。

华人商铺生意惨淡

“锡提亚人口不多，市场就这么大，几年前还走了几户（华人）。”靠在600平米服装店的浅橘色石墙上，吕宝清介绍说。

这里的三户华人都来自浙江（青田和温州），分散在不足两平方公里的城区，打点着同样的生意。吕宝清的夫妻店位于通往城外的一个十字路口，这使得他们能以1000欧元的月租拿下面积高达600平米的店面。

一排排廉价的衣服整齐地挂在平行衣架上，“我都不知道有多少件”，个头娇小的叶微笑着说，“我们卖得都很便宜，几欧元到十几欧元。所以我们几家有个约定，不打价格战。一条内裤才1欧多，再降价就没法做了。”

叶微去年春节曾回国办事，没想到遇到新冠疫情，在老家隔离了一阵子，“什么事都没办成就回来了”。

叶微和吕宝清的服装店

当时的克里特岛还是一片净土，几乎没有感染病例，但当地已经开始紧张了。“我还没到家就接到了电话。学校啊，政府啊，让我的孩子们先不要去上课。”叶微说。他们有三个孩子，封城后，孩子们只能在店铺后的休息室上网课。

“但最近，距离城区十多公里的一个村子一下子感染了几十人。据说是因为有人从迪拜回来，完全没做隔离，结果一下子就传染开了。”说到这里，夫妻俩有点愤愤不平。

由于岛屿远离大都市，和同在希腊的老乡的联系也渐渐少了。“前几个月别地儿的青田商会说，给每户华人送一盒连花清瘟胶囊，但我们不需要，就没去取。”叶微说。

和很多来欧洲的第一代华人移民一样，这对夫妇早年从浙江老家偷渡到了雅典，2008年来到克里特岛后，先是在市区开了一家服装店，2014年盘到这个面积更大的商铺，便搬了过来。同年，他们也取得了当地的合法居留权。现在的生活虽然有些孤独，但他们没想过搬家。

叶微和吕宝清

“他比我更不喜欢雅典，这几年连去都不去。”叶微扭头指着丈夫说，“雅典生活就那样，大家平时都是各过各的，也没时间和别人见面。”吕宝清接话说，“在这里，起码周末有空的时候，我们能带着孩子们出去转转。”

在商店后门，叶微开辟了一个小农场，养了二十来只鸡。“我们还有一块儿大一点的菜地在马路对面。”叶微指了指说，“西红柿这种（当地）很便宜的菜，我就没种，主要是一些国内常吃的蔬菜。”

岛上的人生活悠闲，光是午休就长达三小时，叶微和吕宝清并没有入乡随俗，他们每天早九点开门，一直营业到晚九点，因为“华人都这样的”。

夫妻俩对眼下的生活感到满意，只是面对不知何时才能过去的疫情，他们有点惆怅。整整一个下午，只有三个人进过店，转了一圈后便匆匆离开。

“这里是世界的尽头”

宛如有一种力量在召唤。搭了一部又一部便车，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岭，27岁的比利时教师Hilde和女伴扛着背包，在复活节假期来到了锡提亚。

四十年后，这位头发花白、已为人祖母的女子坐在锡提亚的客轮码头旁，感慨这座小城给她的第一印象：这里是世界的尽头。

“就在码头边上，当时有一群年轻的希腊男孩向我们搭讪，其中一位成了我未来的丈夫。”Hilde说。如今，这个码头因为疫情而显得空荡。

作为希腊第一大岛屿，克里特岛也是欧洲最古老的米诺斯文明的发源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物价低廉的希腊远比现在更吸引那些热爱旅行、渴望追寻古老文明印迹的年轻人。

来自世界各地的背包族涌入爱琴海上的各个海岛，区区两天的锡提亚之旅，改变了Hilde后来的人生轨迹。

“那时我丈夫是当地的一个船长。在我回到安特卫普几个月后，有次突然接到他的电话，他对我说，船就停在安特卫普港。后来，我们就在一起了。”Hilde回忆道。

历经数年介于比利时安特卫普和希腊雅典之间的辗转生活，Hilde带着两个孩子再度来到丈夫的故乡锡提亚，从此也挥别了都市的繁华日子。

在相当漫长的一段日子中，那种让都市人梦寐以求的悠闲生活，反而是让Hilde痛恨的生活缺陷。“大约二十年前，是我人生最痛苦的时期。我觉得失去了太多太多。比利时是欧洲的中心，我可以很轻易去巴黎、伦敦，结果却被婚姻束缚了。”Hilde说，好在这些失意她早就放下了，现在更多是对这里的爱。

如今，Hilde已经认得出城里大多数面孔，也适应了希腊岛民的生活。她会在一场冬季的瓢泼大雨后，上山寻找丈夫钟爱的一种体态略小的野生蜗牛；和很多岛民一样，她还会在雨水充沛的季节沿着山路摘菜，并能识别八种“富含微量元素”的当地野菜。

但Hilde依然只能被称为克里特岛的情人。虽说早就没了语言障碍，她却一直生活在非希腊人的社交圈内。

“希腊人都很热情，但在我这个年龄段，没有能深入交流的朋友。”Hilde解释说，克里特岛上的希腊人还保持着某种村落文化传统，社交场合中，已婚男女的生活似乎被安排在两条平行线上。在餐厅，妻子和她们的丈夫常常分桌就餐。

“我要是出席了丈夫朋友们的聚会，气氛就会变得敏感。有些话题他们不敢聊，而我对他们谈的东西也觉得索然无味。”Hilde说。

南欧一向以悠闲自在的生活方式闻名，很多游客对此羡慕不已，Hilde却看到了硬币的另一面。几年前因为眼疾，Hilde的家人陪同她前往克里特岛首府伊拉克利翁（Héraklion），因为那里有“更可靠”的眼科医生。

没想到，Hilde约见的那天正好赶上这名医生的“姓氏节”。“在希腊，这是某位同名神的诞生日，这天比生日还要重要。”Hilde说，“整个诊断过程中，这位医生不断接听祝贺电话，当着我的面和朋友们聊天。有几次甚至问我，刚才我们聊到哪儿了？”这让她哭笑不得。

在近十二年的时间里，Hilde经营过一家青年旅馆。她和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用各种语言交流，互相讲述远方的生活。但后来房东将公寓收了回去，她没能再找到合适的场所，只好中断这份工作，回家帮助丈夫共同经营香蕉园。再后来，她成了祖母，天天挂念着远嫁雅典的女儿和孙子。

享受“面朝大海”办公

在一个电闪雷鸣的夜晚，当一道艳丽的闪电划破黑夜，倚山势而建的锡提亚如钻石般的灯火一下子失去了光彩。

在距离市区四公里的民宿Abyssale Villa，房客Nathalie收到房主发来的短信：“全城断电了，你们需要蜡烛吗？”过了好几分钟，她才回复道：“谢谢，不需要。我们正在享受这个美丽的夜晚！”当电力恢复后，她又发了一条：“在海天之间的153道闪电，真是无与伦比！”

Hilde在客轮码头

这是法国女孩Nathalie和她的新西兰男友Steve抵达锡提亚的第一周，此前他们都在伦敦生活。

当英国的生活因深陷新冠疫情泥潭而受到束缚后，已经小有名气的装置艺术家Nathalie退掉了在伦敦市区价格不菲的工作室，和男友决定来希腊，边流浪边工作。他们想找一处临海的房子，这样“在卧室也能听到海浪的声音”。

上午9点出头，喝完第一杯浓郁的希腊咖啡后，一头棕色卷发的Nathalie换上泳衣，和男友一同穿过柽柳树荫下的地中海式花园，直奔大海。

“水温还行，连我这样一个怵寒的人都能接受。”Nathalie笑着说，“我们追着各色的小鱼和小螃蟹，偶尔看到石块间的黑色海胆。他是一个探险家，想向更远的地方游，但我不敢。”

从Abyssale Villa的屋顶露台远眺，一边是永无止境的地中海蓝，一边是在风中摇曳的芦苇，延伸到百年橄榄树林，再到远方绵延起伏的山脊。

Nathalie认真地说，他们并非来短暂休闲或是想逃避现实，而是来这里工作的。“没想到的是，我的工作效率要比在伦敦高出很多。”她拉着男友的手说，“他也是。”

“在这里，真的是面朝大海办公。”Steve闭眼做出陶醉状，“我们公司每天下午的会议都是通过视频进行的。而我能在花园中，或者就在门前的海边和伦敦的同事们通话。”

知名旅游网站猫图鹰（Tripadvisor）将克里特岛排在年度十大必去度假地的第二位，但随着新冠疫情的蔓延，当地旅游业受到不小的挑战。

作为锡提亚地区的旅游负责人，Nikos Dialinas上任才几个月就遇到了疫情。“总的来说，克里特岛上的情况还不算太糟。”据他介绍，2020年的旺季，当地酒店入住率能达到六成左右。

在他眼中，由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追求田园生活，锡提亚地区因为其天生的商业免疫力——例如并不算发达的酒店系统，反而打造了一种非大众化的旅游市场，民宿成为其中的重要力量。

“离开伦敦时，我们的目的地就是不那么商业化的小城市。”Nathalie说，她原计划进行三周的远程工作，然后返回伦敦，如今这一计划被延长到了五周。

就像Hilde一样，或许Nathalie的人生也将被这次旅行所改变。她已经开始设想在克里特岛上建一座自己的房子。

“要紧邻大海的那种，这样将来有孩子了，可以带着他们一早就下海。”她笑着说，“这场疫情过后，世界会大为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