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乡村治理的根本?
2021/03/15 | 作者 周兼明 | 收藏本文
几乎已成惯例,春节后内地媒体会增加关于农业的报道。《新华每日电讯》近日报道了一个已持续5年的“北薯南种”项目——黑龙江省望奎县东郊镇党委书记李亚文到广东开会期间,发现广东有很多水田,在早、晚两季水稻种植后,冬季闲置,就动了租地种望奎县特产“黄麻子土豆”的想法。经过多次、多方联系,从2014年在广东遂溪县试种。此后,每年11月水稻收割后开始种植马铃薯,次年3月收完。迄今,已发展成为“稻稻薯”模式。一些黑龙江农民已连续3个春节没回黑龙江“猫冬”了。
其中一个基地,是望奎县一家合作社与广东某种业公司的合作,2019年每亩马铃薯收成2.5吨左右。因冬季只有广东有新鲜马铃薯,市场售价好,除去种植成本,一亩能挣3000多元。同时,“稻稻薯”还能培肥地力,因马铃薯种植时使用大量的有机肥,能让第二年早稻所需的化肥减少一半,每季水稻还能每亩增产三四十公斤。冬种马铃薯让遂溪县农地租金从200多元涨到600元以上,当地参与种植的农民多了一份收入。而来自黑龙江的合作社农民,三个多月时间每人能挣两三万元。
如今,“稻稻薯”已成为粤黑合作项目,发展空间很大,仅湛江可利用的冬闲田就超过百万亩。如果这些田地都能利用上,确实能让粮食增量不少,让人看到了南北经济合作的可能。
近年来,南北经济之争已成网络的一个热点话题,尤其去年底中国GDP十强城市只剩下一座北方城市后,更是引起了网民的一场大讨论,市场上也喊出了“投资不过山海关”、甚至“投资不过胡焕庸线”的口号。按理说除了气候条件,无论地理环境、基础建设还是农业和工业资源,北方并不弱于南方,为何经济差距越来越大?
分析起来,无非几个原因:一是北方经济对国有体制依赖较大,率先实现工业化后反而固步自封,民营经济活力不足。而南方改开之初底子弱,制造业需直面激烈的国际竞争,为生存下去就需吸引人才和技术、重视信用,这些都使得南方的民营经济有了长足的进步,市场化程度远远高于北方;二是南方人的服务意识强,官本位意识弱,使得南方的第三产业发达,加上南方的金融资本优势,自然是后来者居上。经济的比拼,说到底比拼的还是人和人的观念意识。北方经济要想有真正的进步,就必须在观念和体制上进行大改革。黑龙江望奎县东郊镇政府主导的“北薯南种”,可以说就是观念改变的一个结果,只有政府和民众的观念变了,放弃对体制依赖的执念,才可能重塑北方经济的创新活力和发展机会。
同样是农业报道,澎湃新闻的一篇“回乡观察”,则让我们看到观念后退给乡村生活带来的影响。一位社会学副教授春节回乡,发现一直养鸡、养猪的老家,不再养鸡养猪了。原因很简单,当地乡镇政府打着环境建设的旗号,复制城市的做法——有的因一时的猪瘟或鸡瘟就随意规定禁止养猪或养鸡;有的地方要求道路和庭院硬化;有的地方盲目提倡“南猪北养”……殊不知,这些片面的规定完全剥夺了家禽家畜的生存空间,使得原先相互友好的生物圈遭到破坏。这位观察者认为,养鸡养猪是乡村的原生性产业,是乡村经济重要的经济类型,也是留守农民的一份主要收入构成,有着“资本下乡”导向的外来产业所不具备的天然优势。但由于一些乡镇政府不尊重乡村的发展特征与规律,也不考虑各地的历史基础与差异性,盲目地“一刀切”,给乡村经济带来很大伤害,也增加了村民的生活成本。
从这两个案例的对比中可以看到,各地的县乡政府要像黑龙江望奎县东郊镇那样,主动地给农民创造出路,而不是动不动就封堵限制。当年的农村改革之所以能从安徽开始,政府最重要的经验其实就两个字:放手。如今到了大数据和科技进入农业的时代了,政府扶持农民的方式也应与时俱进,除了继续放手,还要增强帮扶的科学性。不用城市思维来治理乡村,不片面追求政绩,更不能搞运动式、命令式、“大一统”式的方式方法来治理乡村。每个乡村都有自己特殊的农业传统和风俗,只有恢复乡村治理的自我造血功能,各地乡村才能形成自己的治理模式和空间,这是乡村治理的根本。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不仅提出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目标,也提出了乡村建设的一些原则——要积极有序推进“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规划编制,要求编制村庄规划需立足现有基础,保留乡村特色风貌,不搞大拆大建,提出“乡村建设是为农民而建,要因地制宜、稳扎稳打,不刮风搞运动。严格规范村庄撤并,不得违背农民意愿、强迫农民上楼,把好事办好、把实事办实”。
同时,一号文件还明确提出了县域内的城乡融合发展,要求把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破除城乡分割的体制弊端,加快打通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的制度性通道。
这就要求地方政府在乡村治理中,需更明确自己的权责边界和治理流程,加大在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上投入,优先保障对农业农村的投入,让中央预算内投资进一步向农业农村倾斜。同时要让乡村治理逐步变得制度化,进入依法治理、多元治理的轨道。
未来的乡村治理,可以多向“北薯南种”这样的项目学习,为农民创造一些新思路,而不是任意破坏数千年形成的乡村秩序。否则,极可能削弱中央层面对乡村治理的整体改革效果。
让农民真正成为乡村治理的主人,才能让每个村庄都找到符合自身的乡村治理办法,乡村振兴才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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