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拟立法限制代孕产业, 数百名婴儿因疫情滞留
2021/03/05 | 作者 刘嘉 | 收藏本文
如果不是新冠肺炎疫情,俄罗斯的代孕产业链可能会继续悄悄运行下去。这是一个规模数十亿卢布的市场,成千上万的儿童几乎不受国家控制而“被交易”。
2020年,伴随疫情而来的封锁举措造成数百名婴儿滞留俄罗斯,让俄罗斯立法机构、调查机构乃至整个社会再次将目光聚焦在此。
不久前,包括统一俄罗斯党副议长彼得·托尔斯泰在内的俄国家杜马议员制定了旨在解决代孕问题的一揽子修正案,该法案将禁止外国人、年轻家庭和未婚人士使用代孕服务,且符合条件的夫妇须不具备生育能力。法案提出者认为,“代孕已成为外国人从俄罗斯收养儿童的合法、廉价且不受阻碍的方式”。
俄罗斯的现行法律中,商业辅助生殖自1995年起即为合法。2012年8月,俄罗斯卫生部发布的第107号命令里明确规定了代孕母亲的体检项目和筛选条件,这为代孕机构提供了运营的法律空间。然而,现行法律既不为代孕母亲或寻求代孕的生理学父母提供法律保护,也未能保障新生儿的权益。
俄罗斯某家妇产医院,护士正在照顾新生儿。
2020年之前,虽然一直有议员呼吁立法,俄罗斯政府鲜有打击代孕产业的动作,但情况在去年起了变化。据俄罗斯lenta.ru梳理,2020年曝光的多起代孕事件均被俄侦查委员会以“购买婴儿”或“贩卖人口”罪名刑事立案,涉案人员恐面临长期牢狱监禁。这一次,俄罗斯政府真的下定决心打击代孕了吗?
疫情揭开俄罗斯代孕产业一角
“我在寻找自己的孩子桑德罗,他现在下落不明。我不知道他的情况,也无法把他从俄罗斯带回家,甚至不知道他是否还活着。”去年,67岁菲律宾富商康拉多·波滕西亚诺(Conrado Potenciano)在一则自己录制的视频中说道。
与他处于类似困境的还有69岁的菲律宾基督教穆斯林民主力量党领袖、众议院副议长弗雷德尼尔·卡斯特罗(Fredenil Castro)。卡斯特罗去年8月呼吁俄罗斯政府放行,让自己与家人获得紧急赴俄签证,接回接近10个月大的双胞胎。
这两人的孩子都是由俄罗斯的代孕母亲所生,出生后由一名乌克兰保姆照顾,与另一名菲律宾客户的代孕婴儿共同住在莫斯科以东奥金佐沃的一个公寓里。去年1月,因为其中一名婴儿意外死亡,这名保姆打电话叫救护车,才惊动了警察和俄侦查委员会,余下的代孕婴儿随后由政府接管。
五个月后,执法人员偶然在莫斯科奥斯坦金诺电视塔附近的一处公寓中又发现了5个新生儿,其中最大的约6个月,最小的才出生6天。他们都是欧洲面孔,分别由俄罗斯、中国和中亚籍的代孕母亲所生育,由中国保姆照料。
据悉,这些婴儿均由中国客户所“预订”,其身份文件也是中英文的。由于疫情边境封锁,他们的生物学父母无法即时入境处理新生儿的身份文件,孩子们被滞留在了俄罗斯。俄侦查委员会逮捕了住在公寓里的保姆和一名代孕母亲,并以“贩卖人口罪”进行刑事立案。
在去年年底一起发生在俄罗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的案件中,三名哈萨克斯坦籍女性嫌疑人被指以每个人100万卢布(约合89395元人民币)的价格为中国公民代孕生子。她们于2020年4月生下了两个男婴和一个女婴,之后返回哈萨克斯坦,婴儿被发现时与保姆生活在一起。有关部门正在寻找这三名女子和婴儿的生物学父亲,当地侦查委员会去年12月已对此刑事案件提起公诉。
上述被曝光的婴儿只是俄罗斯代孕产业的小小一角。
据俄总统公民社会发展和人权委员会副主席基尔科拉透露,因为疫情带来的边境封锁,全俄有上千名儿童无法与他们的生物学父母见面。英国《卫报》采访的一家位于圣彼得堡的代孕公司表示,至少有600名这样的新生儿滞留俄罗斯。
边境的关闭让全世界的代孕系统陷入混乱,大量家庭无法接回由海外商业代孕母亲为他们所生下的婴儿,也引发有关代孕国家可能发生人口贩卖的担忧。
但在代孕本身不违法的俄罗斯,情况要更为复杂一些——这里的合法代孕、非法代孕和贩卖人口犯罪之间,本就没有清晰的法律界限。
是代孕还是“贩卖人口”?
在菲律宾富商和政客被曝光的代孕事件中,由于涉及死婴,莫斯科州的调查人员依据《俄罗斯联邦刑法》中的“过失致死”和“贩卖人口”相关条款立了案。
调查人员发现,实际案件涉及4个外国家庭(3个菲律宾和1个泰国)的14个新生儿。除了在上述公寓中发现的3个以外,其余11个已在过去几年中陆续被他们的生物学父母带出俄罗斯。
据波滕西亚诺透露,在一家名为罗斯卓尔的咨询公司(Rosjurconsulting)的协助下,他这些年通过俄罗斯代孕母亲生了四个孩子。因为大女儿的出国手续办了5个月,他出于时间安排原因选择推迟去接最近出生的桑德罗,没想到卷入了刑事案件。
罗斯卓尔咨询公司官网信息显示,其创始人是专攻俄罗斯生殖法和家庭法领域的律师康斯坦丁·斯维特涅夫(Konstantin Svitnev),他在2003年成立了全俄首家为代孕项目提供法律支持的咨询公司,服务过上百名客户。
俄侦查委员会调查发现,罗斯卓尔咨询公司负责与外国客户打交道,另一家名为“欧洲代孕中心”的机构专门负责在俄罗斯境内寻找卵子捐献者和代孕母亲。接收到“订单”后,两家公司合作替客户安排好整个流程。罗斯卓尔咨询公司主要提供法律支持和文书工作,包括安排新生儿的出生证和出境签证。
随着调查的深入,俄侦查委员会将该案的指控罪名调整为更严重的“组织团伙贩卖人口并过失致人死亡”,并自去年7月起陆续逮捕了包括生殖专家、妇产科医生、机构翻译、代孕母亲等一系列涉案人员,参与者最高面临15年监禁。
调查人员称,该犯罪团伙的负责人正是斯维特涅夫,他涉嫌有组织地将俄罗斯代孕母亲所生的婴儿“卖”到国外。不巧的是,斯维特涅夫恰巧在逮捕行动开始前因疫情留在了捷克布拉格。去年11月5日,俄罗斯调查委员会将其列入国际通缉名单,希望借助国际刑警和引渡程序将其抓获。
这起案件在俄罗斯国内引发极大关注,调查和司法机构处理这起案件的方式似乎表明了某种决心:被逮捕者不仅仅为当事医生,还包括代孕母亲和翻译,新生儿则被作为物证扣押。这说明在代孕过程中,不论是什么角色,都有可能被认定为参与犯罪的一分子而被追究刑事责任。
与很多欧洲国家禁止代孕不同,在俄罗斯现行法律中,确实存在允许进行代孕的法律条款,它们是2011年11月21日第323号联邦法律《俄罗斯联邦公民健康保护原则法》、1995年12月8日第223号联邦法律《俄罗斯联邦家庭法典》、1997年11月15日第143号联邦法律《公民身份法令》以及2012年8月30日俄罗斯卫生部第107号命令。
不过,这些法律对代孕服务的申请者和代孕母亲都提出了条件,比如申请者必须存在条文列出的特定疾病,或流产三次以上。也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代孕母亲,其年龄应在25至35岁之间,身体健康、心理稳定,且本人已经拥有一个健康的孩子等。对于操作这一流程的医疗机构,法律条文中也列出了一系列要求。
但在真实的跨国代孕案例中,孩子的生物学父母大部分时间在国外,代孕母亲也可能是非俄罗斯籍女性,她们在与俄罗斯机构签订合同后由后者包办流程,很难界定她们对俄罗斯的法律是否知情,或者中介机构是否有所隐瞒。
一些代孕机构会借助一些暗地里开展试管婴儿手术的私立医院进行移植,另一些代孕机构则开设了自己的地下诊所,与有资质的医生合作。在约束中间机构方面,俄罗斯的法律几乎是空白的。
同时,由于《俄罗斯联邦刑法典》中有贩卖人口罪,当官方想下决心打击时,代孕很容易会落入这一罪名。除了道德层面的争论,如何在司法实践中裁定是代孕还是贩卖人口是另一大焦点。
俄罗斯立法正在进行时
据俄侦查委员会去年9月通报,自2014年以来,有数十名单身男性曾通过诊所使用体外受精和代孕服务,其中包括一些“非传统”性取向者。这些人将被通缉或逮捕接受调查,所涉罪名为“购买儿童”。其间,他们的孩子须由寄养机构或孤儿院接手。俄侦查委员会还称,他们会把2020年的几起代孕引发的刑事案件合并办理。
调查机构将矛头指向同性恋群体,让事情变得更加微妙。许多民众对官方给出的“购买儿童”背后的逻辑并不买账。有分析认为,俄罗斯执法机构难以靠现有法律将参与代孕人员定罪,加上调查跨境代孕难度巨大,因此放弃了过去那套“贩卖人口”的叙事,转而着力打击国内的性少数群体。
据俄罗斯独立电视台“雨”去年10月22日播出的一则调查视频显示,俄罗斯代孕市场规模高达数十亿卢布,几乎不受国家控制地存在了近20年。空白的法律监管和低廉的价格吸引来了各国有需求的“客户”。
新冠疫情暴发后,有数百名跨国代孕婴儿滞留俄罗斯,政府不得不关注起这个产业。但官方的应对令人失望,上述调查视频称,“出于某种原因,他们只专注于通缉代孕婴儿的同性恋父亲和抓捕不到的外国人”。
去年6月25日,俄罗斯媒体Rg.ru曾就两起代孕刑案发布评论文章说,俄罗斯关于代孕的立法尚不完善,以至于人们可以绕过规定设立许多商业机构和法律实体,收费几百万卢布为国内外客户完成代孕生子。
依据《俄罗斯联邦公民健康保护原则法》和《俄罗斯联邦家庭法》等法律规定,倘若女方拥有确认自身无法生育的医疗证明,便有权享受商业性质的代孕服务。而代孕婴儿的父母在将新生儿注册为自己孩子时,需要得到代孕者的许可。出生注册完成后,代孕母亲不能争夺对孩子的所有权。
这意味着,如果代孕母亲在注册前拒绝按照合同移交孩子,如果代孕申请者是外国公民,法律既不进行监管,也不提供保障。
近期曝光的多起代孕案件引起俄罗斯官方的重视。今年1月19日,多位俄国家杜马议员提交了旨在规范代孕问题的法案。该法案建议,只对结婚至少一年,25岁以上55岁以下的俄罗斯公民保留代孕技术的使用权。同时,女方须由于身体原因,不具备生育孩子能力。
该法案的提出者认为,代孕已成为外国人从俄罗斯收养儿童的合法、廉价且不受阻碍的方式。他们还提议禁止代孕广告,因为这类广告“在生殖和其他人格行为领域形成了错误的态度”,“与已确立的传统孕产概念不符”。
今年1月20日,国家杜马举行了主题为“针对外国人通过代孕出口儿童的法律管制”的会议。会上,俄罗斯安全和反腐委员会主席瓦西里·皮斯卡列夫解释了为何建议禁止外国人在俄罗斯代孕生子。他表示,现行俄罗斯法律对“潜在”的外国父母身份没有规定,无法确保他们的背景是否清白。
“这甚至不是法律问题,更多的是道德层面的问题。”皮斯卡列夫称,通过购买代孕服务,这些人将婴儿作为交易对象,中间机构从中赚取利润,这些婴儿则容易陷入失控的命运。
2020年上半年偶然曝光的两起案件中,不受保护的代孕婴儿们命运至今悬而未决。只有等调查完成后才能确认,他们究竟是“合规”产物,还是只能被送往孤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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