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让2020年的国际交往被迫降温，乱局中的中东却依然是摩擦和变数不断。

美国作为曾主导中东秩序的超级大国，战略收缩意图明显，却无法全然放弃抽身而去；俄罗斯与欧洲国家意欲填补美国空白，但自身实力有限，均无力建构新秩序；而如土耳其等地区强国，这一年身影变得尤为活跃，在大国留下的权力缝隙中不断扩张影响力。

疫情之下，依赖石油和天然气的中东诸国在经济上也遭到重创。而当倡导清洁能源的美国新政府上台后，靠石油致富的国家所遭受的冲击还会扩大，这也将进一步制约这些国家在地缘政治中可以发挥的影响力。

域外大国无力重建中东新秩序

自2011年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决定从伊拉克撤军以来，美国逐渐在这一地区陷入“拿不起放不下”的局面之中。

一方面，美国没有心力再构建一个中东新秩序。冷战以来，美国一手建构起中东相对平衡的地缘政治局面，并处于垄断性主导地位，但“9·11”事件后，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打破了固有平衡。尽管小布什总统最初对于民主化改造中东、重新构建中东新秩序信心满满，但始终未能实现。从小布什政府后期到奥巴马政府前期，美国在中东逐渐进行战略收缩，2011年奥巴马宣布撤军成为一个标志性事件。

但另一方面，美国欲走还留，“放不下”中东这个战略位置如此重要的地区。想要控制欧亚板块，中东作为“扁担”中部是断然无法放弃的。

2020年1月6日，伊朗首都德黑兰，成千上万的民众涌上街头，参加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等人的葬礼。他们上周在伊拉克巴格达机场遭到美军无人机的暗杀。

当美国战略性抽身离开后，造成中东地区的一系列政治真空，其他大国力量立刻填补，包括俄罗斯和欧洲国家。但无论哪一方，都是“心不足力也不足”。

“俄进美退”的现象的确存在，但俄罗斯不足以填补美国留下的空白，更无从与美国争夺中东主导权。俄罗斯虽然积极干预叙利亚等国局势，却只能是局部性干预，试图利用杠杆效应四两拨千斤，通过叙利亚来撬动其在整个中东的影响力。

欧洲国家也一样，无力重构中东格局。那些老牌强国有着太多问题，无一不是内外交困——英国因为脱欧本身已经困难重重，法德等国也面临着移民、民粹等国内问题，疫情更使欧洲处于自顾不暇的境地。因此，无论美国、俄罗斯、欧洲等地的大国力量，都无力支撑起中东的新秩序。

而这种权力真空状态还将延续。2021年1月20日，拜登将宣誓就任美国总统。尽管拜登政府与特朗普政府在内政外交上必然存在很大差异，但领导人迭代不会影响美国的中东政策。从总体来说，美国会继续保持战略收缩，许多原则问题也不会改变，比如偏袒以色列来推进和平进程，再比如压制伊朗以遏制其在地缘政治中扩大影响力。

这种不变有多重原因。一是2011年美国大规模进行战略收缩发生在拜登的副总统任期内，他不可能对此加以扭转。其次，美国需要从中东抽身，来应对更为急迫的大国竞争。

但从手法而言，拜登政府会与特朗普时期存在差异，甚至是较大的差异。比如撤军问题上，特朗普下令美军要在2021年1月15日之前从阿富汗和伊拉克大规模撤出，但拜登不会像特朗普一样罔顾军方感受，甚至不排除可能在某个时期向中东增兵。

拜登政府在伊朗问题上的处理方式也将与前任不同。特朗普于2018年单方面退出伊朗核协议，导致美伊关系急转直下，而拜登已表明将会重返这一协议。但这不意味着美国要放伊朗一马，拜登认为，重返伊核协议可以更好地遏制伊朗，因为可以拉近美国和欧洲的共同立场，联合欧洲一起通过和平演变来促进伊朗的变化。在拜登看来，特朗普现在所谓的极限施压、全面封堵不仅达不到目的，而且严重破坏了美国和盟友之间的协调关系。而造成中东地区的形势波动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从伊朗一方来看，也不会对拜登政府抱有多大期望。美国作为超级大国，能公然从安理会决议和认可的多边协议中说退就退，证明美国人的不可信。加上伊朗国内强硬派的力量正不断上升，2021年6月伊朗将进行总统选举，下任总统肯定会非常强硬，因此美伊关系不会有什么本质性变化。

至于巴以和平进程也是如此。拜登会在手法上有所收敛，不会像特朗普一样对巴勒斯坦咄咄逼人，也不会在诸如戈兰高地等争议问题上赤裸裸地支持以色列。只不过，特朗普四年任期已经铸就了许多既定事实，拜登难以对此作出根本性改变。

土耳其争当伊斯兰世界精神领袖

在域外大国影响力相对减弱的情况下，对中东地区曾有帝国历史的地方大国来说，却获得了更多活动空间，比如曾是波斯帝国的伊朗、曾是奥斯曼帝国的土耳其等等。

这一年来，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对抗日趋激烈，自2020年初伊朗“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被杀、年底伊朗核科学家遇刺，不断遭到打压反而使得伊朗展现出更为强硬的姿态，在中东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而阿拉伯国家中，曾经的三个传统强国伊拉克、叙利亚、埃及都已一蹶不振，沙特虽不足以挑起阿拉伯世界的大梁，但仍算得上地区一雄，因而能领导阿拉伯联军频频袭击也门。

以色列也正成为中东的狠角色。在美国的推动下，以色列继2020年9月与阿联酋和巴林签署关系正常化协议后，又于12月同摩洛哥达成关系正常化协议。但不论有多少阿拉伯国家同以色列建交，以色列依然不可能像土耳其、伊朗一样拥有地区势力范围。对以色列而言，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改善仅仅是突破其原有的外交困境、打开局面。

2020年在中东最为活跃的当数土耳其，这也是该地区与往年相比最为显著的一个变化。土耳其不仅在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卡塔尔等地都有军队，近来在高加索地区积极介入纳卡冲突，并在东地中海跃跃欲试，和希腊摩擦不断。

从表层来看，土耳其四面出击是在争夺东地中海油气资源等利益，但实质上这是一种修正主义，力图修正100年前西方强加于它的不平等处境。1923年签订的《洛桑条约》确立了现代土耳其的疆界，但也是一种妥协的产物，是被欧洲强加于其上的版图和秩序。诸如在爱琴海的大量岛屿虽离土耳其大陆极近，却都属于希腊，这导致爱琴海底蕴藏的大量石油资源成为争夺焦点，土耳其不可能不对此加以挑战。

土耳其能如此积极地现身于各处争端中，除了由于其国力有所提升，也是因为中东没能建立起新秩序，而这种情形在冷战结束后美国主导中东的时代是不可能出现的。但现在，土耳其的触角甚至伸到了高加索地区——其与俄罗斯达成协议，将维和部队部署至纳卡地区，同俄方平起平坐共同维持该地区的秩序。

然而，土耳其的野心不仅限于中东，该国总统埃尔多安有意将土耳其打造成伊斯兰世界的领导者。他不仅在演讲中频频用“奥斯曼”这一概念来呼唤过去的荣光，甚至利用欧洲国家的反穆斯林情绪以壮大其影响力。

2020年法国发生多起关联宗教的恐怖袭击，先是巴黎历史教师因为展示有争议的宗教漫画遭到斩首，不久后尼斯市的一处教堂也发生了持刀袭击。法国总统马克龙立场强硬地反对宗教极端主义，贯彻世俗主义理念，并推出一系列反恐和打击宗教极端化的举措。这虽然得到欧洲国家领导人的呼应，却激起伊斯兰世界的抗议。埃尔多安言辞激烈地进行谴责，还呼吁土耳其人不要买法国货。

文明的冲突尽管一直存在，但如今，埃尔多安正利用这一冲突获得在中东乃至整个伊斯兰世界的话语权。事实上，过去被统治和压榨的阿拉伯人并不喜欢奥斯曼帝国，也不喜欢土耳其，可这种情况现在发生了变化。当阿拉伯世界长期找不到北、发展受限，还常常遭到西方和以色列的打压，奥斯曼时期的历史成为阿拉伯人用以证明无人敢欺压自己的案例。

在欧洲人眼中，埃尔多安是“新苏丹”，但在一片低迷的阿拉伯世界，埃尔多安是“弱势群体”的代表。根据卡塔尔多哈研究所的调查，他在阿拉伯世界获得的评价很高。

然而，真实的土耳其看起来更像是一条变色龙。虽然土耳其积极争当伊斯兰世界的精神领袖，却又并非全然与欧洲对抗，其不仅定位自己是北约成员、西方盟友，还一直争取加入欧盟。埃尔多安虽然和法国对着干，但对于德国等其他欧洲国家又是另一种态度。

阿拉伯世界面临进一步分化

除了中东自身的变动，疫情也让该地区局势面临巨大波动。疫情的影响不仅关乎民众的安危，更在于世界经济下行严重压缩了外界对石油和天然气等资源的需求，油价比疫情前下跌至少40%，给中东经济造成了极大冲击。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20年10月发布的报告，受疫情影响，中东国家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GDP）预计下降4.1%以上。IMF认为，石油出口国经济缺乏多样性，这将拖慢其经济复苏进程，预计需要花费十年以上时间才能完全恢复。

未来冲击中东经济的不仅是疫情，还有美国政府的政策变化。尽管拜登政府不会改变中东战略的大方向，但在气候问题上其表示将大力发展清洁能源，而不再重视石油与天然气等传统能源。既有油价的暴跌叠加美国政策风向的变化，中东经济原本就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甚至影响到该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

这也导致中东产油国危机感的加强。过去这些产油国的规划——如沙特的“2030愿景”都取决于石油和天然气的收入，美国政府的能源政策转向会重创沙特等石油国家经济。

一旦来自于传统能源的收入骤降，这些阿拉伯国家在地缘政治上能够发挥的作用也将大大受限。过去的传统强国萎靡不振，代替传统强国的沙特等国又面临新挑战，这将让阿拉伯世界成为一盘散沙。而经济前景的黯淡将给那些非阿拉伯力量更多的上升空间，诸如土耳其、伊朗、以色列等等。

尽管从表面来看，阿拉伯国家正在与以色列发展关系，但这并非是美国所期望的联合遏制伊朗。这些国家的首要考虑并非围堵伊朗，而是为自身经济利益所考虑。

当看到一些阿拉伯国家在和以色列走近时，也要看到另一些阿拉伯国家在主动和非主动地与伊朗走近，比如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也门。另外还有些国家在和土耳其走近，比如卡塔尔、利比亚，土耳其在这两个国家都设立军事基地，并且三方结成了军事联盟。

这说明，阿拉伯世界正面临进一步分化的局面，这势必给未来的中东地缘政治格局造成影响。

（采访整理 记者 / 徐亦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