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大陆媒体《半月谈》报道，河南洛阳市新安县公安局侦破一起利用手机App进行“套路贷”犯罪的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168名，这是洛阳市公安局建局以来抓获犯罪嫌疑人最多的一起案件。2019年4月至7月，犯罪嫌疑人通过购买的手机软件，虚假注册公司、虚假宣传，网络放贷1.8万余人次，电话催收1.3万余人次，获利1000多万元。暴力催收导致洛阳理工学院一名学生坠桥自杀，多名受害者精神异常。

河南平顶山市郏县的范某是“套路贷”的受害者。2018年，25岁的他在手机App上借款1500元用于零花，不曾想掉进“套路贷”陷阱。他说，1500元用6天，扣掉手续费等，到手只有1050元。为了还款，范某3个月先后在“魔法救急”等77个平台借款10万元，还款47万后，还欠18万元。河南省公安厅官员表示，像范某这样的受害者不胜枚举，有些为还钱走上犯罪道路。

《海峡消费报》也报道，北京马先生为生意周转，向某机构贷款9万元，一个月后，马先生无法偿还这笔贷款，又通过其他机构贷款来偿还，就这样利滚利，半年时间，马先生一共向5家高利贷公司及两家正规贷款公司借款1600余万元，平均月利息20%左右。走投无路的马先生最终向警方报案，查证了中间人与这5家公司的关系，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被警方逮捕。

这两年，“套路贷”有愈演愈烈之势，案件细节让人触目惊心。各地前两年就开始了整治，公安部数据显示，到去年10月已打掉“套路贷”团伙2468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4万名。但看近期报道，某些地方仍有卷土重来之势。最新数据显示，仅莆田一地就打掉“套路贷”违法犯罪团伙32个，查扣涉案资金逾2.84亿元；厦门思明区则破获“套路贷”案件340件，打掉“套路贷”犯罪团伙31个，查扣涉案资产8.39亿元。可见在一些地方，“套路贷”之普遍如沉疴痼疾，短期内似乎难以根除。

去年4月，两高两部就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了“套路贷”与民间借贷的区别，指出“套路贷”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假借民间借贷之名，诱使或迫使被害人签订“借贷”或变相“借贷”“抵押”“担保”等协议，通过虚增借贷金额、恶意制造违约、肆意认定违约、毁匿还款证据等方式形成虚假债权债务，并借助诉讼、仲裁、公证或者采用暴力、威胁及其他手段非法占有被害人财物的违法犯罪活动。《意见》试图纠正过去司法部门对“套路贷”审判与定罪标准模糊、违法成本太低的乱象。

简单地说，“套路贷”借贷的目的是为了骗财。开始可能会以小额贷、车贷、校园贷、应急贷等面目出现，但其中暗藏陷阱，让人一步一步“被套”，借贷不过是其抛出的诱饵，然后通过固定证据、制造逾期来认定借款人违约，再不断诱使借款人多方借款“平账”，借新还旧层层加码，最后恶意讨债。它和高利贷并不一样，高利贷的利息高是借款人知道的，但“套路贷”借款额高是虚增的，属于被欺骗。高利贷一定幅度内的利息是受法律保护的，但“套路贷”属违法犯罪，借款和利息均不受法律保护。它往往是团伙性犯罪，各司其职，请君入“套”，让你被骗而不自知。

今年7月，最高检针对“六稳”“六保”再度发布意见，要求各地考虑经济下行和疫情影响等因素，对“套路贷”等违法犯罪行为从严追诉，加大打击力度。

要遏制“套路贷”蔓延的乱象，首先要抓源头的监管和防范。只有明确源头端的监管责任，才能让相关职能部门发挥起监管的作用。由于“套路贷”大多发生在网络上，而对互联网金融源头端的监管责任，是属于网信办、通信机构、金融监管部门还是公安局，目前并不明确；对这类信息化犯罪如何提前监管与防范，几乎也没有现存经验，全靠案件大面积爆发后才能发现。因此，急需相关职能部门明确权责，只有形成一个全方位监管体系，才能起到事前预防的作用。

其次，要让民间和网络金融借贷变得有序，尽快立法，补上法律空缺。今年以来，金融管理部门开始密集下发各类监管文件，11月2日下发了《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此外还发布了一系列金融科技细分领域的监管政策，包括金融科技技术标准、业务规范、风险管控等多个方面，虽然还不能说形成了金融科技监管的框架，但在技术安全、风险防控等方面已有了一些规则。如果条件成熟，可制定《民间金融法》，用法治思维来解决“套路贷”等乱象，规范民间借贷法律漏洞，为民间借贷立制定规。当下，对于民间借贷的立法，明显滞后于市场现实，这是民间借贷监管缺位的原因之一。

其三，社会与学校、企业等机构的舆论宣传和知识普及要跟上。既要让民众有防范意识，各类正规金融机构也应主动开拓信贷渠道，为更多的金融弱势群体提供服务。

只有这样多管齐下，才能让“套路贷”无隙可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