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长沙会战，湘北汨罗江畔，日军的王牌主力第6师团肩负会战决胜重任，却困陷泥泞之中，神田正种师团长急得直跳脚。

神田正种升任师团长不到半年，急需创立战功。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几给他一个大好机会，命令第6师团以优势兵力横扫汨罗江畔，将守军包围歼灭。然而，汨罗江南岸的道路已“化路为田”，彻底破坏。日军战史记载道：“本次作战地区之道路，普遍仅在道路中央留有宽40公分左右的石子路面，其余全遭彻底破坏。其破坏部分之砂土亦不知何时全被运走，水田全部淹满了水。”

为了加速推进，神田师团长亲自行军，激励士气，但泥泞里的进军仍然慢如牛步。“道路已被彻底破坏，加上连日下雨，道路泥泞不堪，行军困难，官兵东倒西歪，浑身是泥。”更糟糕的是，陷入泥泞的第6师团成为活靶。守备汨罗江防线的第52军让开正面，退入公路侧面精心构筑的丘陵阵地，发扬侧射火力。“该师团整日不论前后方，均受到来自右侧方面高地的攻击。”

紧随第6师团的第4师团，行军速度更低落。“虽然道路有1公尺至1.5公尺宽，但道路中央仅铺有宽约40公分的石子，且在道路两侧，每隔20公尺均挖掘有战车壕。在漆黑的夜晚，道路两侧的水田泛滥成潮湿地带，又无法寻获迂回路线，整个部队仅能沿着这一条被破坏的道路继续前进。加上中国军队的坚强抵抗，使该师团的行军难上加难。”担任前卫的步兵第8联队夜行军，“沿已遭破坏的田径前进，六公里的路花费了七个小时”。

阿南惟几原本稳操胜券。他已将汨罗江防线击破，又有重炮与战车，只待第6师团展开包围圈，就能消灭第九战区主力，进而攻略湖南，威胁重庆。然而，“化路为田”使汨罗江攻势陷入泥泞，强大日军寸步难行，反而被节节阻击，损失惨重。原本可以主宰战场的重炮与战车，更是自始至终无法通过汨罗江。阿南惟几只能黯然收兵。

可以说，最不起眼的道路破坏战，让中国迈出了抗日胜利的第一步。

破坏道路抵挡日军攻势

日军的野战部队是很笨重的，必须依靠汽车与马匹牵引火炮、运输器材弹药，行军作战需要良好道路。而在华中与华南，能够通行汽车的公路网细密而完整，为日军侵华大开方便之门。

华中华南的公路网，是战前南京政府国防建设的重中之重，修筑标准奇高，以摩托化150毫米榴弹炮车辆纵列能够通过为合格。最差的支线等级“丙等路”，路宽7.5米，平曲线最小半径50米，坡度低于60%，压实厚度最小15厘米。档次最低的“临时桥梁”，以能够承受7.5吨车辆通行为标准，沉重的重炮纵列能由上海一路开进四川。

只是，战前的公路建设只考虑攻势作战，未考虑守势作战，更没有战况不利时自行破坏的准备。因此，日军在华中作战很顺手。淞沪大会战，上海前线打成战壕里水深半米的泥淖战，重炮寸步难行，猛烈炮火主要来自长江上的军舰。但是，由金山卫登陆的日军第10军接上京沪公路网，即使是最笨重的240毫米攻城榴弹炮，也能装车开上京杭国道，推进到南京城下。

1939年，日军坦克行进到江苏淮阴县，机械化部队对道路的依赖性更高。

更糟的是，抗战前主政华中华南的军政大员，个个是修路能手。中央主持兴建的跨省大道通畅无阻，各省自办的县乡道路网更是四通八达。江西省主席熊式辉以公路“县县通”为目标，浙江省主席鲁涤平沿着山溪栈道将公路修进偏远山区，南天王陈济棠的公路水道联运网将全省连成一气。

战前军委会计划对日作战的第一仗，是攻打上海日租界。为了快速调集大军，江苏省主席陈果夫修筑省道、县道与军用道108条，总长超过8000公里，全省只有3个县尚未打通汽车路。湖南省主席何键更是铺路狂，公路网密度与保养质量公认全国第一。

当抗日战火向华中华南延烧时，发达的公路网反而成为抗战的巨大威胁。然而，高层的战略思维转不过弯。1938年武汉大会战，南北战场仍然不破坏道路。因为破坏道路虽能挡住日军，也挡住了自己。

武汉会战时期的战略指导是硬碰硬，作战寸土不让，前线阵地一个不准丢。要固守战线，必须确保通向前线的道路畅通无阻，才能源源不断输送部队和保障补给。因此，当局不破路，反而还要抢修道路。武汉卫戍总司令部的作战指导，要求“各地区应将原交通路加以修缮，完成阵地内部交通网，以能通过重炮车为度”。

道路太好，一旦阵地失陷，日军追击，敌人的重炮也能通行无阻。

到了1939年春季的南昌会战，赣北前线仍然不破路，却沿修水建立一道抗战以来最坚强的钢铁防线。然而，日军重炮轻易突破修水防线，战车群更运用赣北公路网狼奔豕突，掠取南昌。

南昌会战的惨败，打醒了蒋介石。1939年初夏，新一代的抗日战略指导“后退决战”成形。防御阵地不再是寸土必争的一条钢铁防线，而是纵深百里的两线兵团。既然日军攻势无坚不摧，第一道防线索性预先做好战败准备，能打则打，打不赢则任由日军突破防线，第一线兵团向两翼撤退。当日军自认胜利、继续挺进之时，位于两侧的第一线兵团掉头反攻，第二线兵团则顽强抵抗，两线兵团前后一夹，就能将来犯日军包饺子，予以围歼。

要围歼日军，关键是拉平敌我双方的火力差距。日军若带着重炮进军，即使被包饺子，也能以不对称的强大火力轻松打破包围圈。因此，当局决定彻底破坏两线兵团间的道路，让日军重炮寸步难行。

然而，破坏道路工程浩大，常比建筑公路还要艰辛。

化路为田

《抗日战史》记载，1939年南昌会战后，下一场大战的预定战场湘北，立即按照“后退决战”全面破坏道路。

日军进攻长沙，需渡过新墙河与汨罗江两道大河。沿河部署两道防线的第一线兵团不死守阵地，而是“准备于正面各线阵地逐次抵抗，消耗其攻击威力后，诱致敌人于长沙附近”。等日军突破两条防线，兵临长沙城前，再掉过头来，与部署在长沙周围的第二线兵团前后夹击，合围日军，“依正面之强韧抵抗，侧面之猛烈侧击，包围敌人于长沙附近而歼灭之”。为了避免日军将重炮拉到长沙城下，最高当局下令将“长沙以北之大小道路，彻底破坏，改变地形”。

“我为诱敌深入，与敌决战之企图，由消耗战变为歼灭战之战法。故对由伏击地带之前端起，至决战地带之后缘止，间之交通道路，应彻底破坏，以防止敌特种部队之运动。”

指挥长沙决战的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手撰战略指导，指示对战场道路予以彻底破坏，以阻止日军“特种部队”（指步兵以外的骑、炮、工兵部队）。写来虽仅简短数语，实际工程大得吓人。

薛长官的破路标准，是将路基坚实的道路破坏成田埂。于第一次长沙会战前参加破路任务的含浦乡乡长陈实七，指挥民工300人，将30华里公路挖成曲折难行的田埂。“每距离五十米之路段，挖坑深二米、长八到十米，仅于一侧留一土埂，限容一人步行而已。坑的两端则垒土成墙，一时车断马阻，有如蜀道东移。由于路基坚固，挖掘工程较为艰巨。”

将道路挖成田埂，只是破题。在田埂以外的路基，要完全掘毁挖平，放水种稻，“化路为田”，阻止日军工兵利用现有路基抢修便道。参加长沙会战的新11师班长蒋建周，对湘北公路的第一印象，就是道路被“挖成水田”。抗日老兵黄润生忆起湘北行军，“公路路基大多掘成高一土坡、低一水塘……不要说敌机械化部队难行，就是步兵同骡马，也有行不得也之苦。”

第一次长沙会战，日军部署在新墙河北岸的炮兵火力全开，将防线打出缺口。但缺口后方纵深100公里的广大战场，已经化路为田，只有步兵才能渡河进攻，火炮与战车只能干瞪眼。于是，第一次长沙会战创造大捷，首开打败日军战略攻势的新纪录。

长沙大捷打响了“后退决战”与“化路为田”名号。各战区争相模仿，破坏道路的方式创意无限。

与第九战区并肩抗敌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率先模仿“化路为田”，更于赣东与浙西两大战场创发新意。守赣东的第32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不但将道路挖成田埂，更进一步变换田埂方向。抗日老兵楼登岳于赣东行军，忽左忽右，苦不堪言。他回忆：“路面加以彻底破坏，挖掘了很多又深又宽的坑洞。而且一会儿挖左边，一会儿又挖右边，这样一左一右，曲曲折折真是柔肠寸断，崎岖不平。我们行走时，一高一低，又左又右，特别费力。”

守浙西的第10集团军总司令刘建绪，进一步将悬崖陡坡险要之处的田埂挖断，架设临时竹桥以通行。率部行军的独33旅第697团团长邹德贵回忆道，公路“彻底破坏无遗。重要路段掘断十公尺左右，以小树、竹竿架起，仅能单行一人，负重通过摇摆不定。夜间行军，每夜六十里。稍有不慎，堕入深谷，一去不回”。

坐镇岭南的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破路更为彻底。驻军粤南的团长巢威回忆道，距离海岸线150公里内的所有公路，全部破坏至“车马不能行驶且修复困难”，军队调动与老百姓通行改走偏僻小道。

把守重庆大门的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则喊出“阻塞战”，将破路发挥到极致。陈诚亲自定下标准，不但要将鄂西山区道路“破坏成不规划深沟”，还要进一步运用地形，将道路由地图上彻底抹去。“有水田之处完全恢复水田。湖边破坏成湖，山腹破坏成绝壁。”若没有地形可以利用，则将道路“破坏成凸形，使路上及两侧均不能行军。”

上有命令，下必甚焉。据当地文史记载，第六战区的阻塞战，不但破路，更毁掉路边的水田与平地。道路“每隔200米或500米，挖深2米、宽3米、长4米的壕沟，按地势将道路截断，上面用木条铺设木桥。平时可以行人，战时可以伏击来犯之敌。若军队撤退，就毁掉木桥”。道路旁边的田地，也要一并挖毁。“能为敌人利用通行和接近的稻田及平地，即掘成井字形或战壕沟。”

“化路为田”实现了后退决战，使中国撑过抗战黑暗时期，是军事佳作；但另一面是当地老百姓的血泪，破路工程让民工义务劳动。陈实七乡长破坏30华里公路，动员民工300人，自备口粮与工具，日夜赶工挖了近一个月。浙江破路进一步挖成深沟，动员民工更多。淳安县破坏97公里县道与250余公里乡村道路，动用民工20余万人次。

将路边田地平地一并破坏的鄂西，工程最为浩大，民力随之耗竭，成年男女征调一空，只好征集未成年的少男少女上阵挖路。兴山县民工王映乙被征调时，年仅14岁，到了破路工地，一同赶工的民工“大部分都是年幼的小妹妹、小弟弟，还有就是妇女。因为年轻力壮的男子都去当兵当夫了，只有征调这些人去破路”。

征发民工破路是义务劳动，不发工资。民工自备锄头畚箕，还得自带口粮、炊具与棉被。白天赶工干活，晚上就地举炊，露宿工地。数百万民工血泪，创造“化路为田”的工程奇迹，进而扭转抗战态势。

日军改以臂力搬送作战

“化路为田”使炮兵与战车无法进入战场，日军被迫轻装作战。于是，日军的主力师团开始争抢山炮。

日军师团编制的野炮兵联队，装备75毫米野炮与105毫米轻榴弹炮。野炮以射程见长，榴弹炮以破坏力取胜。日军于1930年代开发成功的九〇式野炮射程将近14公里，九一式105毫米轻榴弹炮一弹落地可以打出一个半径2米、深达3米的大弹坑。然而，“化路为田”使日军无法在华中华南战场使用这些新锐火炮，只能改换性能低落、却能勉强于田埂水田行军的75毫米山炮。

1944年，延安，八路军穿过土路。如果有重型装备和大量辎重，大军就难以通过这样的道路。

1940年，侵华日军以华中为主战场，部署在华中第一线的第11军兵力占侵华日军总数的1/4。但第11军指挥的7个师团不要重炮，一意争抢山炮。

抢山炮热潮由侵华日军的两大王牌主力师团开始。第3师团“鉴于大陆作战的实际状况”，将12个炮兵中队全面换装成九四式山炮。然而，1930年代出品的九四式山炮供不应求，拨给第3师团的山炮夹杂着不少一次大战前问世的四一式山炮。第6师团随后跟进，缴回野炮与榴弹炮，换装山炮。只是12个中队的山炮不足以展现主力师团的地位，所以第3师团与第6师团作战时还要优先配署独立山炮兵联队。装备6个九四式山炮中队的独立山炮兵第2联队，长期与第3师团搭档，独立山炮兵第3联队则与第6师团如胶似漆，这两个主力师团作战中的山炮兵力经常在其它师团的一倍以上。

在“化路为田”的华中战场，山炮才是王道，师团的地位是靠山炮的多寡排定的，但山炮生产赶不上前线需求。来自关东军的第4师团，出手慢一步，只分配到四一式山炮。但即使是老旧的四一式山炮，也是一炮难求。第4师团每个炮兵中队只领到3门山炮，无法按编制编足4门。

位于补给顺位末端的二流“警备师团”，连四一式山炮都轮不到。赣北作战主力第34师团迟迟等不到山炮，中国派遣军最后以战利品凑数，拨发一批汉阳兵工厂制造的十年式山炮。上高会战中，第34师团遭到重创，这批汉造山炮又被第74军夺回来。

野炮与轻榴弹炮上不了战场，雄壮的重炮更是废物。原本应该装备各式重炮的第11军炮兵队，也大力争夺山炮与迫击炮部队。装备6门九四式山炮的独立山炮兵第51大队，与装备36门九四式轻迫击炮的迫击炮第1大队，才是华中战场最热门的炮兵。至于240毫米攻城炮、150毫米加农炮等足以一炮翻转战场的威武巨炮，只能送回日本。

山炮的行军方式是拆开来以骡马驮载，但在化路为田的战场，东洋马步履艰难。于是，山炮部队普遍改练“臂力搬送”，以人力扛炮。四一式山炮可以拆分成七个炮件，最重的炮管100公斤。两人一组，以长扁担挑炮件，炮兵才能在田埂间行军。

自1939年起，于华中与华南战场作战的日军火炮，主要是山炮、迫击炮与小巧轻盈的九二式步兵炮，炮兵的射程与破坏力大幅降低。日军只好改变火力支援方式，大量部署轰炸机与攻击机，弥补重炮缺口。若空援跟不上，只能打笨仗。1943年底的常德会战，常德城墙异常厚实，山炮与步兵炮打不垮，中国空军又赶跑了日本轰炸机，日军只好使用中世纪的古老攻城法，扎云梯以密集队形爬城墙。

火力被大幅削弱后，日军无力发起决定性大会战，只能进行中小规模的“短切攻势”。直到1944年的“一号攻势”，日军才破解“化路为田”的僵局，获得空前胜利。

丘陵开路破解“化路为田”

第一次长沙会战后，日军全力研究如何解破“化路为田”。第二次长沙会战，第11军工兵队动用了4个独立工兵联队、2个野战道路工程队与8个架桥材料中队，于10天内开了97公里汽车便道。但铺路速度赶不上作战需求，炮兵仍然过不了新墙河。此后5年之间，日军潜心研究，总算想出奇招。

解破“化路为田”的关键，在于湘北的丘陵地形。日军战史记载道，新墙河与汨罗江之间“属丘陵地带，丘陵与丘陵之间不规则地散布着水田与谷地”。而湘北的丘陵大多种满松树，老百姓依靠松树枝与松针为燃料，破路不肯砍树毁林。于是日军改在丘陵地带开辟急造道路，砍树垫成路基。

“应急的修筑法，当然只好砍断松林颈部，根部并未根除。这种急就章的道路，在雨后经重车轧过之后，车轮陷入泥地，车子底盘也被树根抵住，无法通行。汽车部队仅为去除这些松林树根，就占去相当时间。且丘陵地带急坡也多，特种部队（炮兵）欲通过这种地带，真可说是难上加难。”

日军战史记录了在丘陵地带开路的艰苦。但有充足木材铺垫，重炮纵列总算能勉强开进湘北战场。遇到没有松林的平原地形，日军发了狠，以人力拖重炮。“独立野炮兵大队的十公分榴弹炮或野战重炮兵的十五公分榴弹炮，都动用一个中队的人员，一个炮车一个炮车地逐一拖过泥泞地段……情况最坏的时候，一日的前进距离仅为一公里而已。”

日军利用丘陵开辟的急造道路，突破了“化路为田”的战场，使“后退决战”失效。通过了湘北泥泞战场，日军狼奔豕突，攻略 长沙衡阳，击垮第九战区，并继续深入黔桂腹地，重庆震动。但就在这危急存亡之秋，美械部队编练成军，火力压倒日军，得以转守为攻，对日作战不再依靠“后退决战”。

就此，“化路为田”成为历史陈迹。